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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十年前，红军将士历经千难万险，完成了举世瞩目的万里长征，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气壮山河的壮丽篇章。在这段波澜壮阔的征程中，一批曾投身上海工人运动的革命者，同样肩负着重要使命。陈云、刘晓、钱希均、金维映，他们曾在上海的工运斗争中经受锤炼，又在长征的艰难岁月里，以不同的方式投身这场关乎中国革命前途命运的伟大远征。

　　陈  云

　　把长征的故事讲给世界

　　1936年3月，一部以国民党军医口吻写成的长征纪实作品，开始在巴黎《全民月刊》上连载。作者署名“廉臣”，书中记录了红军长征途中的种种见闻，也向外界展现了国民党宣传之外的另一番真实情景。

　　这部《随军西行见闻录》的执笔者，正是亲历长征的陈云。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宣教处原处长徐国梁，曾担任陈云纪念馆筹建办公室陈列部负责人。筹建期间，他和同事们历时近四年，赴全国多地及俄罗斯考察，征集史料、寻访知情人，对陈云的革命经历进行了深入研究。

　　徐国梁告诉记者，陈云的革命生涯起步于上海工人运动。1925年，年仅20岁的陈云积极参加五卅运动，走上街头义卖《公理日报》。同年8月，商务印书馆职工举行罢工，他被推举为罢工执行委员会委员长，组织职工开展斗争，并于这一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陈云受命担任红五军团中央代表，与军团长董振堂一道，承担掩护中央红军主力转移的艰巨任务。长征途中，陈云还亲历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伟大转折意义的遵义会议。1935年1月，他支持纠正错误军事路线，赞成调整军事领导，支持毛泽东参与红军军事指挥。

　　会议结束后，陈云在行军途中写下《遵义会议传达提纲》，记录并传达会议的重要内容。这份手稿后来辗转流入苏联档案。徐国梁介绍，20世纪50年代，苏联向中国移交的一批档案中，出现了一份没有署名的遵义会议文献。直到1982年，中央档案馆将复印件送请陈云辨认，他才确认：“这份东西是我的笔迹。”这份珍贵手稿，也成为后人研究遵义会议的重要历史文献。

　　1935年6月，陈云奉命离开长征队伍，承担向共产国际汇报遵义会议和红军长征情况等重要使命。他辗转抵达上海，并于当年秋天到达莫斯科。

　　当时，国民党严密封锁红军长征的消息，外界对红军的真实情况知之甚少。为了打破信息封锁，陈云决定将亲历的长征见闻写成文字。他化名“廉臣”，假托一名被红军俘虏的国民党军医，以第三者的视角讲述随军西行的经历。

　　1936年3月，《随军西行见闻录》开始在巴黎《全民月刊》上连载，随后出版单行本。这部比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更早面世的著作，是中国共产党人早期记述长征的重要作品，也让更多人得以通过亲历者的文字，了解这场艰苦卓绝的远征。

　　刘  晓

　　长征路上的政治工作者

　　长征途中，除了艰苦的军事斗争，发动群众、开展政治工作，同样是红军的重要任务。曾参加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刘晓，正是承担这一任务的革命者之一。

　　1936年5月，红军西征期间，刘晓担任西方野战军政治部主任，率领200余名政治工作人员挺进陕甘宁交界的三边地区。当时，红军包围了陕北靖边小桥畔寨子，寨内驻有外国传教士和武装人员。面对红军的喊话，对方起初拒绝谈判，双方一度对峙，局势紧张。经过反复交涉，寨门终于打开。刘晓带领代表走进寨子，向对方说明红军的政策，最终达成互不攻击的协议，避免了一场流血冲突。

　　刘晓1908年出生于湖南辰溪，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3月，年仅19岁的他投身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此后，他辗转上海、江苏等地开展地下党工作，两度被捕，始终坚持革命斗争。1934年10月，刘晓随中央红军踏上长征，历经艰险抵达陕北。此后的西征中，他带领政治工作人员深入定边、盐池等地，发动群众、开展地方工作，为红军在当地立足创造条件。

　　三边地区毗邻蒙古草原，民族关系复杂。刘晓积极推动蒙汉通商往来，关注蒙古族群众反抗军阀压迫的斗争。1936年8月，他在《红色中华》发表《正在开始活跃的蒙古民族》，记录当地蒙古族群众的抗争与觉醒。

　　钱希均

　　长征路上的红色巾帼

　　在从瑞金踏上征程的8.6万余人队伍中，女红军仅有30位，钱希均是其中之一。这位出生于浙江诸暨贫苦农家的女子，幼年曾被送去做童养媳，后来脱离旧式婚姻，在上海投身革命。1924年，她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长期奔走于上海、天津、武汉等地。

　　“钱希均早年在上海参加革命，后来又辗转天津、武汉等地，长期从事地下工作。”长期研究诸暨籍革命者在上海革命活动的中共诸暨市委党校副教授张犇介绍，进入中央苏区后，钱希均曾协助丈夫毛泽民筹建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担任机关支部书记、银行会计。长征开始时，她被编入中央纵队干部休养连，成为一名特殊的“政治战士”。

　　休养连里多是伤病员，队伍后面跟着担架队、药担队，行军十分缓慢。钱希均和其他女同志不仅要照顾伤病员、帮助抬担架，还要沿途开展宣传、筹粮和群众工作。她们与男战士一样，背着枪支、弹药、粮食和行装，负重二十多斤，在艰难的山路上跋涉。

　　多年后，钱希均回忆起长征生活，仍记得那些艰苦而琐碎的细节。没有梳子，就用手梳头；长期急行军，衣服被雨水和汗水浸透，头上长满虱子。一次，她借来老乡的梳子，竟梳得虱子纷纷落地。后来，她想办法将稻草烧成灰，用草灰水洗头，才暂时解决了这个难题。

　　然而，艰苦的行军途中，也有难得的欢乐。1935年元旦，部队来到贵州猴场附近。休养连的同志四处张罗，买来一头猪和一些花生、南瓜子。钱希均后来回忆，那是长征以来第一次吃上如此丰盛的饭菜。大家以大地为餐桌、以蓝天为屋顶，彼此夹菜、互相祝福。

　　“除了照顾伤病员，钱希均还承担着重要的群众宣传任务。”张犇说，行军途中，她向沿途群众讲述红军官兵平等、不欺压百姓的政策，也向俘虏耐心解释红军的主张，争取更多人理解和支持革命。

　　金维映

　　长征途中促成一段姻缘

　　踏上战略转移的征途时，金维映与其他29位女红军一道，随主力部队开始了艰苦行军。彼时，她已是一位经历过多年革命斗争考验的共产党员。

　　早在上海从事工人运动期间，金维映便以敢于斗争、善于组织而闻名。中共诸暨市委党校副教授张犇介绍，金维映曾任上海丝织业工会中共党团书记、上海工会联合行动委员会负责人，组织发动上海百余家丝厂工人罢工，深受女工信任，被亲切地称为“阿金大姐”。

　　1931年进入中央苏区后，她先后担任地方县委书记、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动员武装部副部长等职，深入基层开展扩红征粮工作。1934年2月，她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

　　长征开始后，金维映被编入军委第二纵队，在地方工作部负责沿途群众动员。遵义会议后，她又担任干部休养连党支部书记，照顾伤病员、开展政治工作。

　　长征路上，金维映配有一匹马，但丈夫李维汉每次遇见她，常常发现马背上坐着的另有其人：生病的警卫员、体弱的民夫，或是双脚磨出水泡的女红军。而她自己却背着别人的行装，拄着木棍，在崎岖山道上艰难前行。

　　这对革命夫妻1934年在瑞金结婚，婚礼十分简朴。长征开始后，即便同在一支队伍中，他们也和许多红军夫妻一样，分开住宿，各自承担工作。艰苦的战争环境，几乎没有给他们留下多少相聚的时间。然而，金维映却在长征途中促成了另一对红军战士的姻缘。

　　1935年，红军抵达遵义期间，她与蔡畅、李坚真等女红军一道，当起了“月老”，为王泉媛和王首道牵线搭桥，促成了一桩特殊的婚事。

　　■劳动报记者 王海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