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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晓彤  邹卫民

（上海工会管理职业学院，上海  201999）

[摘  要]抗日战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上海烟厂女工贯彻党的白区工作路线，掀起了一系列反压迫与反侵略的斗争，发展了一种工人群体间特殊的姐妹情谊。她们通过浦东女工夜校的学习，提升了阶级觉悟和政治意识，启发了女性自我意识，并通过姐妹会的组织形式在抗战时期积蓄力量，重建了烟厂党支部。党领导下的上海烟厂女工运动构建起抗战时期特色鲜明的女工运动形式，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多种进步力量指导工运的重要贡献，见证了中国共产党组织、教育女工姐妹以及发动女工斗争的光辉历史。

[关键词] 烟厂女工；浦东女工夜校；左翼革命文化力量；姐妹会；党支部重建 

[中图分类号] D44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6008（2025）04–

[收稿日期] 2025-04-05

[作者简介] 吕晓彤，历史学博士，上海工会管理职业学院讲师，研究方向：妇女劳工史、上海工人运动史；邹卫民，上海工会管理职业学院副院长，研究方向：工会理论、上海工人运动史。

[基金项目]本文系2023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英国驻华外交档案中的中国共产党史料整理与研究（1920—1936）”(项目编号：23BDJ059）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烟草业是中国较早遭受外资经济入侵的产业，具有深厚的革命传统，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领导的第一个工人运动便是上海英美烟厂工人罢工。英美烟公司于1902年开始陆续在沪设厂，英美烟三厂曾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最大的烟厂。除英美烟之外，上海还有大量的华商烟厂，如南洋烟厂、福新烟厂、大东烟厂等。烟草业大量雇佣女工，是上海除纺织业外雇佣女工数量最多的产业。抗日战争时期，面对日寇侵略和上海沦陷的困境，上海烟厂女工在党的领导下贯彻党的白区路线，发展了一种工人群体间特殊的姐妹情谊，携手在各条战线上开展隐蔽且巧妙的斗争。

女工运动史研究大多嵌于革命史叙事中，与更广泛的工人运动洪流交织互促。在新劳工史影响下，也有部分研究致力于对女工经历、形象和性别角色等的非线性逻辑探讨。然而从上海女工运动的历史来看，不同的政治力量都聚焦于女工的教育与斗争，包括中国共产党、城市左翼革命文化人士、女工“小先生”等。但是，中共、左翼革命文化人士和进步女工如何利用姐妹间的亲密关系发展教育、发动斗争，这类研究较少。本文聚焦抗战时期的上海烟厂女工，结合马纯古的调查报告、左翼文艺大众化运动档案资料和女工夜校回忆录，试图说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及多股进步力量的帮助下，烟厂女工在上海女工群体中最为深刻地贯彻了“小先生制”，建立起多处读书班，并在抗日烽火中重建了烟厂党支部，构建起抗战时期特色鲜明的女工运动形式。

一、阵地建设：女工夜校与抗日救亡运动的兴起

20世纪30年代，上海市90家烟厂中共有女工15703人，男工7335人，女工数占工人总数的百分之七十。抗战前，英美烟厂女工工资比华商烟厂高，华商烟厂女工工资比纱厂、绸厂女工高；抗日战争爆发后，据马纯古的《上海女工工作报告》可知，英美烟厂女工平均每月可拿四十五元左右，其他各业的女工如针织厂、纱厂和绸厂每月不超过三十元。烟厂资本家利用高工资吸引、控制与折磨女工，并制订了一系列侮辱性规定，如进厂搜身、女工间不准来往、装哑巴等，违者罚款、开除。面对这些压迫，上海烟厂女工进行了一系列罢工斗争。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上海工人运动加入抗日救亡的浪潮。1933年初，以博古为首的临时党中央在上海无法立足，被迫迁往中央苏区。5月14日，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部长应修人在领导英美烟厂女工开展反减工斗争的过程中，遭特务追捕，不幸牺牲。此时，在上海的中央和地方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留下全总白区执行局、上海工会联合会、中国左翼文化届总同盟、共青团等条线的党员和团员坚持斗争。汇聚多方进步力量，中国共产党通过建立职工文化教育阵地积极宣传抗日。

在这种背景下，党开始通过基督教女青年会女工夜校、黎明夜校和提篮桥女工夜校，向烟厂女工传播革命火种与国难救亡精神。1933年11月23日，中共中央在对上海工会工作的指示中，决定把工作重点放到工人群众中去，特别提出：“利用在烟厂中现有的关系和力量，扩大烟厂的工作，把英美烟三厂的阵地恢复起来。”对此，上海工联在十一月份工作计划中提到：“各产业、各单位组织建立兄弟团、姐妹团、齐心会和读书班等附属组织。” 

1933年底，中共党员通过在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工作的党团员及左翼革命文化人士，改革女青年会浦东女工夜校的教学内容与模式，吸收大量烟厂女工入校读书。英美烟厂女工张德珍、朱冰如、徐佩珍、徐佩玲、李新宝、陶根英、张静，花旗烟厂女工钱美凤、徐杏云、黄伟燕、张伟光等，经工厂姐妹相互传达、推荐，都曾到女青年会创办的女工夜校读书。女青年会浦东女工夜校设初级、中级、高级和特级班，由中共党员徐明清担任教员。徐明清于1929年在晓庄师范学习时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到上海开展革命工作，加入“教联”，在陶行知委托下创办“晨更工学团”，并将其作为白色恐怖下上海“教联”“左联”“剧联”的活动据点。徐明清在教书的同时会根据年龄大小、觉悟水平、行动表现等，从女工学员中发现、培养积极分子。英美烟厂女工朱冰如、张德珍、徐佩珍等人于1934年在女工夜校被吸收入党，李新宝、王胜弟、陈翠宝、王卓英等人相继被吸收入团。 

1935年至1936年，上海妇女救国会、上海职业界救国会、上海工人救国会相继成立，团结群众，宣传抗日。为进一步在女工群众中发展革命力量，在中共江苏省委、共青团江苏省委和各界救国会等多方力量的推动下，提篮桥女工夜校、青朗女工补习学校、黎明夜校等革命阵地相继建立，招收烟厂女工入校，举办女工读书会、歌咏班和戏剧团。

1935年4月，在白色恐怖的上海，坚持斗争的共青团组织得到了女青年会和陶行知先生的帮助，召集了张曼筠、罗叔章、胡之婴、邓裕志和高静宜等十二位夫人，在霍山路成立了提篮桥女工夜校。共青团的李穗担任学校领导，中共党员李淑英在学校开展党的地下工作。夜校招收的学员主要是附近华成烟厂、花旗烟厂、南洋烟厂的女工。其中，郁佩珍、姚翠菊、孙娟素、任秀珍、阿毛等人在读书时被吸收为共青团员，并且参加了学校成立的“女工救国会”。1935年下半年，花旗烟厂锡包女工陈玉玲到该校读书，结识了中共地下党员李淑英，经李淑英介绍被发展成为中共地下党员。

1935年秋，根据党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精神，在上海，中共地下党员广泛参加抗日群众组织，投入群众性的抗日救亡活动。同年12月，“上海妇女救国会”成立，女工学员朱冰如带领英美烟三厂的女工姐妹参加了成立大会和当日的游行示威活动。次年2月，陶行知发起成立“国难教育社”，朱冰如以工人的身份成为国难教育社的党组成员，并在其成立大会上代表工人作了题为“我们需要什么教育？”的发言。

与此同时，党又通过黎明夜校，加强了与烟厂女工的血肉联系。1936年初，英美烟三厂叶子间女工夏良珍去往杨树浦路长安里抗日救国会举办的黎明夜校读书。黎明夜校是由爱国青年蒋月英、金伟军、金伟民等联合创办的工人夜校，党的领导干部郑伯克、王大中（金子明）和梅洛曾在此指导、任教。学生主要来自附近烟厂的女工。夏良珍在校长蒋英的启发下加入了国难教育社，并在读书时结识了怡和纱厂进步女工杨敏。1936年9月18日，在校长蒋英、金伟君等人的带领下，夏良珍、杨敏等夜校的大多数同学参加了“九一八”五周年纪念活动。师生六人一排、手挽手向前走，夏良珍作为纠察，手臂上缠着白绢头走在队伍旁边，高呼“打到日本帝国主义”“停止内战，一致对外”，高唱《打回老家去》《义勇军进行曲》《枪口对外》等抗日歌曲。1937年6月，校长蒋英介绍女工骨干夏良珍、杨敏两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夏良珍的入党为以后在抗日烽火中重建英美烟三厂地下党支部创造了重要条件。

1937年8月，“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后，战地（战时）服务团、抗战团、教育团等群众性救亡团体纷纷出现，原本仅限于积极分子参加的救国会开始转化为群众广泛参加的救亡协会，呈现出“工农商学兵，一起来救亡”的反帝大团结景象。其中，由各行各业组织的战地服务队、战时服务队等团体有100多个，是上海救亡团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开展救亡活动的中坚力量。由教育阵地团结起来的烟厂女工姐妹组织了六个救护训练班，她们来自南洋、华东、华成、华美、大东、福新等厂。根据三位名为“英”“娣”“翠”的烟厂女工回忆，当时家人不放心她们出来，缠住不放，她们只能不顾一切逃出家门，跑去做防毒面具，到难民所服务，有的直接背上急救包，奔赴前线，为了抗日救亡而完全忘记了家中的父母。

二、宣传教育：左翼革命文化力量的阶级启迪与国难教育

大革命失败后，许多左翼革命文化人士暂避上海。在中央文委的组织协调下，1930年10月，包括左联、社联、剧联、教联等在内的八个左翼文化组织联合发起成立了中国左翼文化界总同盟（简称“文总”）。“文总”虽是群众组织，但直接接受中央文委的领导，倡导深入工农群众，实践革命文艺大众化。“文总”成立后，女青年会浦东女工夜校迎来了“文总”下属“剧联”和“教联”的多位同志。他们向女工传输妇女解放与民族救亡相结合的思想，推动了夜校教学内容和办学方向的革故鼎新。

“教联”将工作重心放在社会教育，从识字班、读书会、话剧团、工学团入手吸引群众，传递知识。1933年底，陶行知介绍“教联”领导成员徐明清到女青年会浦东女工夜校教书。同时，左翼革命音乐家麦新和吕骥介绍清心女中学生王初和正风中学学生丁宁到此任教。她们使用《妇女运动》《职工运动》《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大众哲学》等教材，用通俗易懂的方式讲授劳动解放与妇女解放的道理。王初在讲授“职工运动”时，简化了“资本主义社会”“剩余价值”等概念，用简单的方式解释工人与资方的关系以及资方“利润的产生”，使女工姐妹很容易便认识到自己被剥削的事实。课后，烟厂女工李新宝与王初聊到：“我们同资本家的斗争，有胜利也有失败，即使胜利，也只能是暂时改善劳动条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我们的地位。”烟厂女工姜秋月愤恨地说：“工厂小姐妹个个都很苦，十四五岁进厂当童工，拼死拼活熬到嫁丈夫、生孩子，挣的钱养不活一家人。先生，我不甘心这样过一辈子。”

正因为女工有着强烈的劳动解放与妇女解放要求，徐明清、王初和丁宁等夜校教师利用进步书报、电影和革命小说启发女工对苏联和社会主义的认识，如书籍《萍踪寄语》《西行漫记》《保尔·柯察金》《母亲》《八月的乡村》《生死场》，以及苏联电影《夏伯阳》等。她们向女工介绍苏联和江西苏区的状况，谈及劳动人民在推翻地主、资本家的过程中实现妇女解放。徐明清对女工说道：“苏联女工有书读、有工作，男女平等。中国妇女处于最底层，这是为什么？这是因为社会制度不同，我们一定要团结起来，砸碎这不公平的社会制度。”女青年会虹口女工夜校还邀请了曾采访过苏区革命者的美国记者史沫特莱讲课，向女工介绍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苏区新生活运动，说明走苏联道路的好处，使女工燃起了对革命根据地的向往，看到了妇女解放的希望。

针对烟厂女工数量庞大、有读书识字需求的特点，徐明清在烟厂女工姐妹中鼓励创建“女工读书会”，推广“即知即传”的“小先生制”，进一步促进女工姐妹的团结与自觉。“小先生制”是陶行知发起的一种语言教学运动，由学生把学到的知识传授给周围没有机会上学的人，达到教育普及的目的。在陶行知看来，“小先生制”能够推动下层女性群体的自我教育，减少以往夜校和识字班中因男女有别而女性不愿来上课的问题，“在小先生面前，最害羞的女子也不怕难为情了”。

朱冰如和张德珍利用英美烟三厂女工中午吃饭时的一小时空余，将烟厂姐妹们组织起来，借用厂对面的青白小学创办了一个“午间读书班”，当起了“小先生”，教女工读书识字，宣讲抗日救亡道理。她们边学、边教、边做工，入读书班的烟厂女工从最初的几人，增加到80余人，后发展至180余人，又额外增加“下午读书班”。朱冰如回忆道：“做工到中午，在路上吃碗稀饭充充饥，就到青白小学为女工们上课，下了课又上工。下了工回到浦东家中吃顿饱饭。饭后，我自己在浦东女工夜校读书。我当时一点都不感到苦，只想到为党工作，不要出问题，心里很愉快。”烟厂女工王静利用叶子间走道当教室，趁着烟叶调牌子停车的空余时间，见缝插针地为姐妹们上课，在地板上写上“工人”“叶子”“团结”“互助”等词语。王静针对烟厂女工“工字出头就入土”的悲观宿命思想进行了教育：“假如工人两字上下连起来，不就成了‘天’字了吗！只要我们团结一致拧成一股绳，是可以掌握自己命运，能坐天下的。”“读书班”不仅提升了烟厂姐妹们的阶级意识与政治意识，也使她们摆脱了传统女性宿命观，深化了反封建礼教的思想。在女工徐佩玲的回忆中，烟厂姐妹曾为朱冰如举办了一场真正的文明婚礼。这场婚礼不讲排场，不请客吃饭，不提供糖果茶水，有的仅是姐妹的祝词与歌声“为大众，各尽忠，老婆无须跟老公”，俨然是一场对女工姐妹们的关于女性成长与移风易俗的实践教育，也是联结女工姐妹情谊的生动体现。

“剧联”用戏剧和歌曲启发女工的救亡思想、阶级觉悟和女性自我意识。1935年，“剧联”成员吕骥、孟波、麦新、姚时晓、徐韬等来到浦东女工夜校教烟厂女工唱歌与拍戏。姚时晓回忆道：“由于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胜利和当时上海救亡运动的蓬勃发展，使我们在工人中开展演剧活动也就更加巩固扩大和经常化了。我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被派遣到基督教女青年会女工夜校去工作的。” 

在吕骥、孟波和麦新来到浦东女工夜校之前，学校教唱的是一些远离女工生活经历、无法引起女工共鸣的歌曲，比如《毛毛雨》《妹妹我爱你》《燕双飞》等。女工常有抱怨：“我们整天劳累，饭都吃不饱，哪有心思唱这种东西”。1935年，吕骥和麦新开始在浦东女工夜校教唱《新女性》《工人自叹》《女工歌》等进步歌曲。《新女性》以女工为悲惨命运哭泣、觉醒、奋起、抗争的故事为基调，由“女人的苦痛更比男人深一重”开始，突出女性在封建社会中的性别弱势，之后转向女性觉醒的呼喊“新的女性是社会的劳工，新的女性是建设新社会的前锋”，字字句句铿锵有力，受到女工的喜爱。不过，左翼作曲家谱写的歌曲，对于没有受过声乐训练的女工来说，学唱起来十分困难。为此，麦新改变了传统的先曲后词的教授方式，选择直接教唱词，边唱边解释词意，讲解抗日救亡的形势。浦东女工夜校教师王初回忆道：“麦新每教一歌，都结合解释词意讲点时事，宣传党的‘八一’宣言联合一切力量、党派奋起抗战的主张，并鼓励同学把所学的歌与革命道理教给工厂姐妹，以推动各厂抗日救亡斗争。”吕骥曾对这种教学方式作出评价：“左翼作曲家写女工的歌，由女工合唱队唱出来，这是不平常的事情，既说明这个作品真实地深刻地表现了被压迫的女工苦难的生活，也说明她们已经开始走上争取解放斗争的道路……这在工人运动史上，在新音乐运动史上，都是第一次。”此外，烟厂女工合唱队还学唱《渔光曲》《义勇军进行曲》《毕业歌》《打回老家去》等进步歌曲。女工李新宝在回忆学唱《渔光曲》时说道：“唱着唱着，唱到那‘爷爷留下的破渔网，小心再靠它过一冬’的时候，我们情不自禁地淌下泪来。我们自己首先受到了教育，增强了阶级感情和爱国热情，正因为这样，我们正式演出时才能较好地感动别人。”

女工学唱革命歌曲时，“剧联”成员在舞台上展现女工的情感与生活经历。“剧联”成立伊始，便提出要深入都市无产阶级群众中，领导无产阶级的演剧运动。烟厂女工曾出演过“剧联”指导的多部独幕话剧，如姚时晓的《别的苦女人》、崔嵬的《工人之家》、章泯的《东北之家》《死亡线上》《黄浦江边》，以及田汉改编的《放下你的鞭子》等。《放下你的鞭子》是由烟厂女工姐妹出演的最受欢迎的街头活报剧。这部剧的内容是，东北被日本人占领后，父女二人流浪关内，以卖唱为生，当女儿因饥寒交迫、声音嘶哑唱不下去时，父亲便拿起鞭子抽打，一个青年站出来打抱不平，责备父亲不该打女儿，应该把仇恨转向日本侵略者。这部剧在演出时往往台上台下打成一片，观众悲愤交加，“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响彻场地上空。浦东女工夜校学员朱冰如和杨树浦女工夜校教师徐佩玲曾多次同台出演《放下你的鞭子》。她们还曾下农村，去往闵行、大场等地表演，“既向农民兄弟宣传了抗日救国的思想，也受到了难忘的工农联盟的教育”。此外，夜校姐妹还曾利用国民党发动的群众集会自编自演讽刺活报剧《苍蝇炒鸡蛋》，表达群众困苦不堪的生活，讽刺国民党推广的“卫生教育”运动。

印刷工人出身的音乐家姚时晓熟悉女工的真实生活，他以烟厂女工为原型创作的独幕剧《别的苦女人》，跨越了性别、阶级和民族的维度，呈现了抗战中女性的多重困境，成为烟厂女工最喜爱的剧作之一。该剧主角阿英是一位烟厂进步女工，因读夜校萌生了抗日救国的思想，但却遭到长辈的讽刺和逼婚，认为其“忙的都是些没有王法的事情”，“应该守点出嫁姑娘的本分”，“抛头露面成什么样子”。阿英目睹了姐姐阿贞为替父亲抵偿印子钱被迫嫁人又年轻守寡，毅然选择离家出走，并反驳道：“我不是姐姐，可以服服帖帖让你卖给人家，我决不由你做主，我是一个人，我要自由。”当演到此处时，台下观看的女工都泣不成声。当突破封建家庭的束缚，与民族救亡的情感和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交织在一起时，她们仿佛看到了自己的经历。左翼剧作家张庚在看完烟厂女工自己表演的《别的苦女人》后说：“眼看着自己的悲剧在舞台上重现，在她们的心中，能够不起波澜吗？这戏剧中的最后出走，一定有力地给了她们一个行动的启示。”

在左翼革命文化人士的影响下，女工顾静华、王静、张德珍、徐佩玲等成为抗战时期杰出的工运组织者。姜秋月、陈翠宝辗转来到抗日根据日，李新宝去往四川重庆等地做地下工作。

三、力量积蓄：烟厂女工“姐妹会”与烟厂党支部重建

1937年11月，上海沦陷，从“八一三”抗日救亡高潮转入“孤岛”的特殊环境。面对这种转变，中共江苏省委于当月建立，下设工委会。同时，根据党的白区工作会议关于深入群众、积蓄力量的精神，中共江苏省委作出了《关于上海陷落后上海党的任务决议》。该决议指出，要将公开的抗日团体转变为各种业务性质或联谊性质的团体，从抗日救亡的政治斗争转变为日常的群众生活斗争和宣传教育，从关心群众生活着手，将生活问题同反日斗争联系起来。工委会根据党中央和江苏省委的指示，把救亡运动推向基层，使更多的群众团结在党的周围。此时，公开活动的女工夜校等阵地纷纷暂停。工委会只能从传统且隐蔽的“姐妹会”“兄弟会”“读书会”等工人联谊团体入手，深入重要企业和工厂，领导工人小规模斗争，并以此为契机发展党员和工人骨干。

（一）“姐妹会”成为中共领导烟厂女工的重要外围组织

姐妹会和兄弟会是工人群众的传统组织形式。早在1931年，中共中央在给江南省委“关于最近上海妇女工作”的指示信中，就强调了利用女工辅助组织发展赤色工会女会员的主张。指示信提到，在上海20万以上的女工群众中，中共党员只有十余人，赤色工会会员只有五六十人，她们对组织关系没有真正的认识。对此，中共中央要求江南省委特别注意上海女工运动，利用“姐妹会”等辅助组织争取群众的作用，扩大党在群众中的影响。

姐妹会的组建大多源于女工摆脱流氓恶霸骚扰的基本需求，又因某些产业的女工往往来自同一地区，有着共同的方言、着装风格以及饮食习惯，而凝聚了天然的地缘情感。比如，上海烟厂女工大多来自宁波等江南地区。她们为了“防止白相人吃豆腐流氓敲竹杠”等因性别带来的弱势，在上下工时往往成群结队，一道走路，或者一同乘坐手推车、羊角车或轮渡船；她们与同一车间的姐妹分担工作；除了上工时互相帮助，她们在假期时也总手挽手，上街购买日用品。此外，她们还会筹措“姐妹费”作为互助基金，当姐妹有重大事件的花费时，如婚礼、葬礼或治病，互助资金可以用作低息借贷。成立“姐妹会”只需举办一个仪式，比如烧香、结拜，发誓结成“生死之交”“金兰之契”；有时仅去饭馆吃顿饭，喝一杯“同心酒”表达忠诚，便开始以“姐姐”“妹妹”相称。姐妹会成员在工作中相互分担，在生活中相互保护，在经济中相互帮助，是女工与家庭外的人建立较为正式关系的重要方式。但相对于参加帮会的男工来说，女工很少有机会像男性一样在公共领域频繁集会，因此姐妹会并没有那么庞大和显眼。

但是，在战时环境下，为避免被日本士兵强暴杀害，上海女工更广泛地组织了姐妹会。马纯古在《上海女工工作报告》中分析了“姐妹会”对党组织工作的重要意义：“姐妹会中常常是有一二个中心人物作为她们的领袖，如果把几个人抓住则她们的一群小姐妹都可以抓住，在斗争中便容易把握与组织全体女工在敌区之内，由于日寇的奸掳烧杀，女工为了自卫这类自发性的无形组织是逐渐增加的，所以团结这些分子不但在斗争中是重要的而且在经常的组织工作中也是重要的。”他曾对上海各产业姐妹会情况做过统计：“活动范围较广且可以在工人中公开存在的姐妹会主要存在于烟厂、纱厂、绸厂等产业中，包括其他产业中的女工小团体在内，参加姐妹组织的总共约有三千人，其中比较得力就是英美烟厂姐妹会。”根据马纯古的统计，上海烟厂女工有两千余人参加了姐妹会、女工同人会、女工生活互助会等组织。不过，这种脱胎于传统组织形式的姐妹团体往往带有性别弱点，比如社会经验少、抗挫能力差，以及因传统观念而引发的对男工的敌视。而许多烟厂女工姐妹去女青年会女工夜校读书后，接受了革命、阶级与性别的启迪，提升了政治觉悟与思想观念，为传统姐妹会带来了革命、抗战与妇女解放的新内容，改变了姐妹会成员的关系与意识。

在姐妹会的组织形式下，党的积极分子引导烟厂女工转变斗争方式，开展小规模对日抗争活动。1937年末开始，上海女工在“节约救难”思想的影响下，开展了难民捐、寒衣捐、节约献金活动，使工友不忘日寇压迫下的同胞与前线浴血抗日的战士。上海沦陷后，日本人在工人上下班的路口设岗，而英美资本家却忙着开工，英美烟厂工人对此十分愤恨。原在难民收容所做援救工作的中共党员、英美烟厂女工夏良珍回到工厂，发动工友“节约就难”“节约献金”，组织厂内积极分子加入读书会、姐妹会和兄弟会。同时，针对由厂内汉奸策划的分化工人的“打花会活动”，英美烟厂女工一方面在工友中宣传说服工人不打花会，另一方面策动职员与厂方当局出来干涉，这样双管齐下，使日寇在工厂猖狂一时的打花会活动不得不趋于沉寂。 

（二）中共党员马纯古通过姐妹组织重建英美烟三厂党支部 

1937年12月，中共江苏省委《关于新环境下上海组织工作的决定》指出，产业的职工是抗日的主力队伍，留在上海的党员要把工作的重心放到生产部门中去，用各种方式与形式在群众中注入抗日力量。自1938年起，中共江苏省委工委书记马纯古着手在上海最大的烟厂——英美烟三厂重建党支部。

马纯古首先从黎明夜校学员、中共党员夏良珍入手，亲自从在外商委员会担任地下党工委委员的杨敏那里，把夏良珍的组织关系转到了烟厂。与夏良珍碰头后，马纯古给她布置了在烟厂姐妹中发展党员的任务：“要找一些对情况比较熟悉，在群众中有威信又有一定爱国思想的人作为发展对象。”夏良珍与马纯古多次接头，向其汇报，先后发展了女工丁月玲和戴林娣入党。随后，他又指示夏良珍、丁月玲、戴林娣联络陈炳男、陈启英、喻贵明等有爱国思想的男工办读书会，并送来中文版的苏联《时代周报》和《论持久战》等进步书刊。除了组织读书会外，夏良珍还通过“谈心”的方式与女工姐妹韩翠娥、董香风、陈海囡、蒋建兰接近，了解她们的过去以及对革命的认识，引荐她们入党。从1938年夏开始，在马纯古的指导下，夏良珍通过读书会、谈心交友等活动，相继发展了丁月玲、戴林娣、陈炳男、陈启英、韩翠娥、喻贵明等工人入党。1939年3月，中共颐中烟厂党支部建立，夏良珍担任支部书记，丁月玲为组织委员。同时，其他烟厂支部也通过姐妹会、读书会的活动，协助党组织动员女工，发现积极分子，秘密扩大党的革命火种。 

英美烟三厂党支部重建后，为扩大与工人的联系，夏良珍和丁月玲等又通过储蓄会、同乡会和联谊会等方式，将烟厂女工姐妹团结在党的周围。面对物价飞涨的情况，党支部吸取了传统姐妹会中“姐妹费”的经验，发起工人储蓄会，通过互帮互助的办法，提供免息借支服务，以免工人在困难时寅吃卯粮、借高利贷。储蓄会还接洽了一些特约商店，入会者可以凭借会员卡到特约商店购买价格低廉的肥皂、毛巾和牙刷等日用品。储蓄会受到了广大工人群众的欢迎，参加储蓄会的工人发展到350人，其中有15人被吸收入党。此外，上级党组织还在韩翠娥家举办地下党支部书记训练班，由刘宁一任教，当时的支部书记丁月玲、支委韩翠娥都参与其中。在训练班课程中，上级党组织再次强调要通过聚餐会、同乡会、姐妹会的方式团结工人群众，还提议将《朋友》《生活通讯》等反映工人劳动、生活的进步书刊向姐妹们传阅，在拉近与她们关系的同时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生活通讯》的主编沈以行回忆说：“不少工人，尤其是女工，自从看了这个刊物，就逐步地走上革命道路，最后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队伍。”

在基层党支部的领导下，烟厂女工发起了怠工、懒工和磨洋工等小规模的抗日活动。1939年至1940年，上海多家烟厂女工独立组织了多起要求改善生活的怠工斗争。（见表1）

表1  上海烟厂女工的怠工斗争（1939—1940年）

怠工斗争结束后，英美烟三厂又发起了反关厂斗争。1940年6月，正值梅雨季，英美烟公司因梅雨季销货不多，决定暂时关厂，并提出停工期间取消工人的米贴和津贴。女工党员戴林娣、丁月玲和夏良珍等召集了上千名工人集中在写字间附近的公园空地上，静坐示威。这时英国大班和工贼赶来，用棍棒驱赶示威工人，当即开除了七个工人代表。反关厂斗争虽没有成功，但党支部通过募捐、凑钱开店等方式解决了多位工人代表的生活难题，加强了与工人群众间的联系。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入租界。英美烟三厂、花旗烟厂等被日军接管，专做军用烟，工人工资锐减，米贴、津贴全部取消。为了维持生活，张钜珍等烟厂女工加入了跑单帮和打短工的行列。英美烟三厂女工李新宝和徐佩珍去外部支援新四军和敌后抗日工作，留在厂内的女工王胜弟鼓励大家“磨洋工”，发起“不替鬼子做慰问烟”的活动。王胜弟回忆道：“有爱国思想的人，怎么能忍心为杀害同胞的敌人做慰问烟呢？决不能让这些香烟顺顺当当地运往前线，哪怕迟运一天、少运一支也好。”王胜弟与女工姐妹们一起开动脑筋，利用在包装间搬运烟壳的工作，在搬运的过程中顺势将香烟壳子全部压瘪，工人见状只好关掉包装机，让生产陷入停顿。

1943年3月，中共江苏省委改组，成立中共华中局城工部，下设工人运动委员会。工委会以周恩来提出的敌占区地下工作者要“勤学勤业交朋友”的要求为策略，以中共中央“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十六字方针为指引，把上海工人运动的工作重点放在基层。英美烟三厂党支部派曾任读书会“小先生”的王静通过“聚餐”“交朋友”的方式，去女工众多的锡包间壮大党的力量。1944年，在王静的努力串联下，锡包间和叶子间的部分女工联合组织了一个姐妹会，成员有夏良珍、王静、茅翠娣、徐鸣玉、陈治华、张惠素等30多人。在姐妹会聚餐时，王静引导大家谈论当前形势：“工人受苦是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和外国资本家压迫剥削的缘故，而不是什么命苦。一根筷子易折断，一把筷子不易断，工人只有团结起来，才能与日本鬼子斗……”6月起，世界反法西斯战场捷报频传，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城市工作的指示》，要求各地着手组织人民武装，把日本侵略者彻底赶出中国。广大烟厂女工加入上海工人地下军队伍，承担运送武器、收回敌产工作，里应外合，配合新四军解放上海。

在上海沦陷以及之后日军占领租界的极端困难时期，“姐妹会”作为传统的工人联谊团体，使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施行白色恐怖和日本侵略者大肆逮捕政治积极分子的情况下，找到了组织上海女工运动的新策略。这种策略不同于中国共产党在20世纪20年代使用过的演讲、发传单、建工人俱乐部等公开方式，而是依托女工旧有的组织形式，尽可能接近她们的生活，关心她们的境况。在这种策略影响下，党能够在困难时期密切联系女工群众，联结女工情谊，发展和壮大抗日力量，这是党的白区工作方针的生动写照。

四、“如日方东”：上海烟厂运动的历史意义

中共领导下的上海烟厂女工罢工斗争与抗日救亡运动，使上海重要产业——烟草业中的革命力量在抗战烽火中得以保留并逐渐壮大。经过一系列反压迫、反侵略的巧妙斗争，上海烟厂女工延续着上海职工的光荣传统，在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下，增强了阶级觉悟和政治意识，在革命的磨练中积蓄了坚强的斗争意志，丰富了革命经验。

从“九一八”轰轰烈烈支援抗战开始，经过“孤岛”时期坚持半公开的抗日宣传活动，到上海沦陷时经受艰难环境的严峻考验，上海烟厂女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将自身解放和民族解放联系在一起，创造出各种灵活机动的对敌斗争方法和成功的群众工作经验。

（一）上海沦陷前，开展形式多样、生动活泼的教育宣传活动

上海烟厂女工通过夜校学习、创办读书会和参加救国会等形式，在困难时期坚持斗争，踊跃参加救护队、战地服务团，参与献金运动、节约救难运动和抗日文化运动。党领导下的左翼革命文化力量利用识字、读书培养烟厂女工的阶级意识和革命精神，帮助她们摆脱封建礼教和宿命观，利用歌曲和戏剧来激发女工间的共情，帮助她们形成对自身劳动经历和世界的革命认知，启发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她们中涌现出一批政治觉悟高、活动能力强的女工党员、女工组织者以及女战士，去往上海的难民收容所和伤病救护医院，乃至奔赴敌后抗日战场坚持斗争。

（二）上海沦陷后，抗日活动形式隐蔽，斗争坚强

“孤岛”时期，上海烟厂女工以女工互助会、姐妹会、联谊会等方式开展隐蔽斗争，不断积蓄抗日力量。中共党员马纯古等工运领导者将姐妹会发展为党联系女工群众、维持工人团结的重要形式，利用这种传统的女工组织，帮助重点产业在困难时期发展了女工党员，建立了坚实的基层党支部，保存了党的力量。在日军占领租界后的极端困难时期，她们在“交知心朋友”、传阅书刊、谈心串门、聚餐聚会与照看孩子等日常活动的掩护下，密切联系工人群众，发展了一批具有战斗力和觉悟高的工人党员与积极分子。烟厂女工的抗日斗争为解放战争时期工人运动的开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是执行党的白区工作方针的生动样本。

（三）为民族解放而奋斗，帮助抗战，改造自身

“中国的女工群众在抗战中受尽了各种他人所未经的灾难和折磨，遭受了中国各阶层人民所未有的遭遇和践踏……在沦陷区，她们被抛弃在街中，抛在难民队伍中，成百成千的被日寇强奸或被迫沦为娼妓。”上海女工是抗战时期中国女工群众艰苦斗争的缩影，她们身处危难之中，却在抗日各战线上以民族命运为己任，为民族解放而努力奋斗。在这一过程中，她们的觉醒程度、文化水平及社会经验也得到了提升。

抗战时期，上海烟厂女工运动彰显了多种政治力量影响下的女工运动形式，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及多种进步力量领导上海女工运动的突出贡献，也见证了中国共产党在极度困难的抗战时期组织女工姐妹、发动女工斗争的光辉历史。2025年正值抗战胜利八十周年，回首上海烟厂女工的抗日救亡运动，得以窥见广大劳动妇女在党的领导下争取民族解放和妇女解放的光荣历程。自五四运动以来，以产业女工为主体的劳动妇女登上了工人运动和妇女运动的历史舞台。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劳动妇女运动成为党领导下革命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并随着革命与建设任务的变化发展而不断前进。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妇女解放，突起异军，两万万众，奋发为雄。男女并驾，如日方东，以此制敌，何敌不倾。”

Sisterhood and National Salvation: An Analysis of the Women workers’ Movement of Shanghai Tobacco Factories during the Chinese People’s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LYU Xiaotong & ZOU Weimin 

(Shanghai Vocational College of Trade Union, Shanghai 20082)

Abstract: During the Chinese People’s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women workers at Shanghai Tobacco Factory carried out the Party’s work route in the white areas, launched a series of struggles against oppression and aggression, and developed a special sisterly bond among the working group. Through their studies at the Pudong Women Workers’ Night School, they enhanced their class consciousness and political awareness, and inspired their self-awareness as women, and through the organizational form of a sisterhood, they accumulated strength during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Party, the women workers movement in Shanghai Tobacco Factory established a distinctive form of women workers movement during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demonstrating the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various progressive forces under its leadership in guiding the workers’ movement, and witnessing the glorious histor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n organizing, educating female workers and mobilizing them to struggle.

Key words: women worker in a tobacco factory; Pudong Women Workers’ Night School; left-wing revolutionary cultural forces sorority; the rebuilding of the Party brun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