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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刊发：《工会理论研究》2025年第1期
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
在工人中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作用机制
王诗茹
（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先进的中国人不断探索救国救民的方案，但无一例外都失败了。中国的出路究竟在哪里？中国的农民阶级、地主阶级改革派以及资产阶级均未能找到答案，历史呼唤更为先进阶级力量的产生。正是在这一历史节点上，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人民送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时，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群体也应运而生了。为唤醒工人的自我意识，激发其阶级觉悟，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自觉走进工人之中，致力于在工人中宣传和普及马克思主义，在工人心中播下马克思主义的种子，引导工人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目前，学术界关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厚。这些研究或是从动员的视角切入，或是围绕这一历史进程中的代表人物、重要报刊、特定区域、关键事件，分析早期传播的主要内容、基本方式、显著特点等。但是，学术界对于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在工人中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内在作用机制方面的挖掘尚显不够。本文聚焦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工人中的早期传播这一议题，将目光投向该过程中的两大核心群体——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与中国工人，旨在揭示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视阈下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机制。这一研究对于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历史进程、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等具有重要意义。
一、信仰导向机制
信仰导向就是理论主体或传播主体在坚定自身政治信仰的同时，引导和推进传播客体的政治信仰发生同样转向，强调主体对于客体思想、行为的驱动和引领作用。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工人中早期传播的语境下，信仰导向机制是指，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通过积极的教育、宣传和组织，引导中国工人在思想上发生深刻转变，实现工人世界观的重塑和政治信仰的转向，从对马克思主义的无知，到逐步理解、认同，进而确立为自身信仰，并最终自觉以马克思主义为武器指导自身的斗争实践和具体行动的过程。
（一）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的过程
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确立，是一个从初步接触、逐渐了解、接受认可到彻底信仰的逐步深入的复杂过程，并非一蹴而就。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便开始找寻适合中国国情的救国救民之路。辛亥革命的失败表明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无法救中国，第一次世界大战暴露出资本主义制度内在的弊端和危机，“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一直以来学习西方的幻想在中国具体实践中轮番宣告破产，使得知识分子不得不重新思考和审视资本主义。各种“主义”、思潮、派别在中国大地上竞相登场，其中便有马克思主义。
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并不系统，只是简单、零散、片面的介绍。1899年，在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节译的《大同学》中，第一次出现了马克思的中文名字，称马克思为“以百工领袖著名者”。此后，介绍马克思生平事迹和思想学说的文章陆续出现在中国报纸杂志上，使得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得以接触马克思主义。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给正处在绝望中的中国知识分子带来了希望。十月革命的胜利，将马克思主义从理论变为现实，极大地鼓舞了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使其看到了救国救民的希望，意识到还有一种完全不同于资本主义的全新的路径选择，即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无产阶级革命道路。
先进知识分子意识到马克思主义对于同俄国具有相似国情的中国的适配性，意识到马克思主义对中国革命的指导作用。于是，部分先进知识分子逐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实现了向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的初步转向。此后，在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进程中，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经过比较鉴别，认识到其他诸多思想流派和救国方案在中国均“行不通”，唯有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紧密结合，才能开辟符合中国国情的救亡图存和民族复兴之路。
在此背景下，李大钊率先擎起了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大旗，陈独秀、毛泽东、周恩来、蔡和森等人紧随其后。他们毅然与非马克思主义思想划清界限，完成了真正意义上的自我清算和思想改造，实现了世界观的彻底重塑，进而真正确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将这一科学理论作为指导自身的思想武器和行动指南。这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初步融合的一个前提。
（二）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向工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方式及作用
1.宣传马克思主义，促进工人形成意识自为
五四运动中，工人阶级迸发出的强大革命力量，让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深刻意识到这一群体的革命潜力及其在社会变革中的关键作用。为此，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主动深入工人群体，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启发工人对自身阶级地位的认知，唤醒其阶级意识，促使其形成意识自为。
一是创办工人学校，提高工人的知识水平。创办工人学校是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深入工人群众，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提高工人阶级觉悟的重要方式。这一时期，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在各地创办工人学校。李启汉在上海纱厂集中地区沪西小沙渡组织了工人半日学校。在课堂上，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不仅教工人识字，还对工人进行革命启迪，向工人讲述马克思主义的真谛，揭露资本家对工人的残酷剥削，通过生动的讲解与实例分析，鼓励工人们团结一致奋起反抗，激发工人内心深处对自由和平等的渴望。邓中夏以提倡“平民教育”为名，在京汉铁路北段的长辛店创办了“劳动补习学校”。学校表面上以“补习”为名，实际上对铁路工人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和教育。邓中夏要求“根据工人的实际，把工人的生活，工人日常用的工具、器物都编在课本里，要叫工人读了书就晓得他用的老虎钳子怎么写，锉刀是哪两个字”，先从“做工、劳动、劳工神圣”这些最基础的字词开始对工人进行形象的教育。在讲授《工人最伟大》一课时，邓中夏强调“世界上的一切都是劳动人民创造的。火车、飞机、房屋都是工人生产出来的，离开工人，谁也活不成”，阐述了劳工的伟大作用和神圣地位。面对工人提出的为何受穷的总是工人这一问题，邓中夏明确回答：“工人穷不是八字不好，也不是命中注定，而是军阀、厂主剥削工人劳动所得造成的。”他告诉工人，一旦团结和觉悟起来，其力量将是无法阻挡的，鼓励工人们团结起来，形成强大的集体力量，共同对抗剥削与压迫，争取属于自己的权益与幸福。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通过开设工人学校，不仅提高了工人的受教育水平，而且极大地加强了工人之间的团结与联系，推进了广大工人从蒙昧到觉醒、从被动到主动的历史性跨越。
二是创办报刊，向工人普及马克思主义。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从一开始便意识到马克思主义同广大工人相结合的重要性，创办了一系列专门面向工人的报刊，旨在运用平实易懂的语言，深入浅出地阐述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剩余价值等理论，力求揭破资本主义的虚假面纱，加深工人对自身处境和资本主义本质的理解。这一时期有关工人的刊物种类和数目繁多，其中较有影响力的有《劳动界》《劳动音》《劳动者》等，“其中绝大多数报刊完全是为着被掠夺而过着非人生活的劳工们说话，绝对的反抗资本阶级的压迫；完全是图谋劳工们精神上的团结”。一方面，这些报刊详实记录了工人的悲惨生活状况，“对旧社会的种种丑恶现象，作了深刻的揭发，向工人阶级说明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旧中国的统治非打倒不可的道理；同时，又具体分析了中国工人所受的痛苦，并指出中国工人阶级争取解放的光明道路”，用文字揭露了资本家残酷剥削的罪行，更以此为契机，深入开展了马克思主义教育与普及工作。另一方面，刊登工人运动的斗争口号，向工人传达了明确的斗争方向和目标，激发出工人争取自身解放的决心和勇气。《劳动周刊》上印有“增加工资，减少工作时间”“劳动者有集会、结社、出版的绝对自由”“世界工人们联合起来啊”等口号，《工人周刊》中也印有“劳工神圣”“工人应该获得罢工权”“惟劳动者得食”等标语。这些激昂的口号和标语意在告诉工人，“自由不能由仇人中乞来的，是要我们大家的‘力’才能争得的呀”，号召工人团结起来形成阶级意识，和资本家做最彻底、最坚决的斗争。这些工人报刊不仅丰富了工人的精神文化生活，而且以通俗形象的笔触，向工人普及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使广大工人意识到自身所蕴含的磅礴力量，为其提供了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通过工人报刊潜移默化地启发了工人的阶级斗争意识，向工人指明了为捍卫自身经济权益与政治地位而斗争的道路，增强了工人阶级的凝聚力。
2.创立相关组织，推动工人形成组织自为
促进中国工人实现从自在阶级到自为阶级的转变，构建并强化相应的组织体系尤为关键。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在研究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原理的基础上，通过建立强有力的组织，将工人群体从分散的、无组织的抗争状态引领至集中、有序且富有组织性的新阶段，才能更有效地引导工人形成广泛的阶级联合，从而形成“组织自为”。
第一，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相继在各地建立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1920年8月，陈独秀等率先在上海成立了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随后，李大钊等在北京，毛泽东等在长沙，董必武等在武汉，王尽美等在济南，相继建立起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充分利用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这一平台深入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同时，开始有计划地在工人中开展宣传教育活动，鼓励工人自发组织起来，凝聚成强大合力。
第二，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领导建立工会组织。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深刻认识到工人组织的重要性，着手建立真正的工会组织。这些工会与“一些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拉拢少数工头、职员，建立的‘招牌工会’、劳资混合的‘工界团体’和行帮组织根本不同”，是“真正具有阶级性和群众性的工会组织”。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巧妙地以这些工会组织为纽带，将来自不同行业、不同领域的工人紧密联结在一起，形成强大的阶级共同体。这一组织构建，不仅是维护广大劳工阶级整体利益的坚强后盾，也极大地增强了工人阶级的凝聚力与行动力，更为后续开展广泛而深入的工人运动奠定了坚实基础。正是在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的不懈努力下，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对于中国革命和中国工人运动的发展，都有着划时代的重大意义。党的“一大”决定将发展工人运动作为党成立后一个时期的中心工作，“一大”决议指出党的基本任务是成立产业工会，党要在工会中灌输阶级斗争的精神以提高工人的阶级觉悟。
至此，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在工人中开展了广泛的启蒙与动员工作，唤醒并强化了工人的阶级意识与自我认知，各地工人迅速觉悟且有序组织起来，其斗争也变得更加集中、有组织、有计划且富有成效。工人的组织化程度显著提升，规模日益壮大，不久后便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全国性的罢工高潮。这些组织为工人表达诉求、保障权益提供了平台，更推动了工人思想觉醒和政治成熟。工人们开始更加清晰地认识到自己的历史使命与社会责任，凝聚力和战斗力不断增强，逐渐形成了共同的阶级意识与斗争策略。
二、双向互动机制
双向互动指的是，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主体与传播客体两者之间形成的一种积极的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关联。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工人中早期传播的历史进程看，双向互动机制表现在：一方面，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自觉下沉到工人生活中，了解工人的生活状况和具体需求，主动关心和帮助工人，指导工人运动，引导工人认识自身的强大力量，唤醒其阶级意识。这一过程是传播主体之于传播客体的深刻影响与积极塑造。另一方面，随着工人阶级意识的逐渐觉醒，部分工人中的先觉者积极转换身份，从最初的传播客体转变为传播主体，帮助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宣传马克思主义、启发周围工农群众政治觉悟，成为马克思主义的有力传播者。
（一）主动下沉：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群体对工人的关心与指导
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深入工人生活和工作一线，开展了一系列实地走访和调查研究，了解工人的种种疾苦。他们关心并及时报道工人的日常情况，揭示工人的悲惨处境，报道全国各地甚至国外的工人运动动态，指导开展工人运动，激发工人的抗争意识。
一是揭示工人的社会地位低下。这一时期，工人的社会地位严重边缘化，不仅工人的劳动掌握在资本家手中，而且就连工人的生命都为资本家所操纵。“大家都说做工的人是下等社会，不做工的人反来是上等社会。”在这种荒谬的等级划分下，资本家极端漠视工人的生命安全。工人被视为资本家的奴隶和附着品，甚至连机器、牛马都不如。“世界上什么权利，都受不到一点，世界上有什么苦处，却都完全受过。无团体无势力，只是低头饮泣地为着奴隶牛马。”资本家及其代理人极其轻视劳苦工人，对工人进行肆意的压迫与剥削，不仅视工人为可以任意驱使的工具，还采取“强制”和“牢笼”的管理方式，“稍有干犯，打骂交加，重则除名罚工”。工人每日生活在严密的监视之下，动辄得咎，形劳而不休，还要经常遭受无端的辱骂与暴力对待，毫无尊严和人格可言。为此，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为工人群体发声，强调过去那种将社会划分为劳心者和劳力者两大阶级，认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言论，实则是资本家“爱造一些不平的阶级，把劳工压到无限深的泥底边”，告诉工人们“真正的工作——无论用体力，或是用脑力，都可算是工作的人，并无阶级之可分”。
二是阐述工人生活和工作的悲惨情形。工人毫无社会地位可言，这种不公直接映射在工人极其艰难的生活与工作环境中。一方面，就劳动条件而言，工厂设备陈旧且年久失修，潜藏着巨大的安全隐患，毫无安全保障。资本家为榨取超额利润，极力压缩工人劳动条件改善方面的投入。绝大多数工人被迫在狭小逼仄的空间内劳作，空气污浊且不流通，卫生状况堪忧。许多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一进工厂便觉秽气熏蒸，“进门未及三步，已觉鼻孔被塞，气闷得死”。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中日夜工作，无疑是对工人身心健康的严酷摧残，直接导致工人患病率高涨，痢疾、霍乱等传染病在工人群体中肆虐。另一方面，就生活条件而言，工人承担着社会上最为重要和繁重的工作，但其生活条件极其恶劣，有些甚至还不如乞丐。工人的日常饮食简陋，食品粗糙且不干净，衣物更是破旧不堪，十多人挤在一个狭小阴暗的房间，喝的是带有臭气的水。工人“日做夜做，不得安睡。夏日天炎，伴火熬煎；气息喘喘，血汗涟涟。房屋秽湿，臭气熏天；瘟疫起了，性命难全。一到了冬天，冷没衣穿；两股双战栗，食不下咽”。
三是报道工人的工资低廉。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关注工人的薪酬困境，报道工人每天夜以继日的工作，得到的却是与其高强度劳动极不相称的微薄收入。资本家的剥削不仅体现在对劳动力的贪婪榨取上，还体现在对工人薪资的残酷剥削上。工人每日超过十小时像牛马似的工作，却只得数角工钱勉强糊口。“劳动者每天自早到晚，千辛万苦，才能得到那些少的工钱，只能够一天的用度，虽说是可以吃饭穿衣，也不过是未冻死未饿死罢了。”一般的工人，每日工资在两三角左右，但每人每日消耗的却远不止这些。工人每日所得工钱“供一个人的消耗都还不够，那些有老妈妈小儿子的无从养育，更不用说了”。加之物价不断攀升，微薄的收入在飞涨的物价面前更显无力。工人们往往入不敷出，生活举步维艰。
四是报道工人过长的劳动时间。资本家为获取更多的剩余价值，无限延长工人的工作时间。每天工作十二点钟、十四点钟以上的工人不计其数，更有甚者“天天顶少也要做上十五六点钟的工，睡觉顶多也不过五六个钟头”。在这种近乎残酷的工作安排下，除掉吃饭和睡觉的时间，工人没有足够的休息时间，更别提休闲娱乐时间了。工人劳动强度大，工作时间长，但工资待遇和生活状况并未得到实质性的改善。工人的工资并未按照劳动量的增加而相应地提升，生活水平依旧处于极度贫困的边缘。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在充分洞察工人各方面的悲惨处境后，告诉广大工人，他们所遭受的种种苦难皆源于万恶的资本家及其附庸者的压迫与剥削，呼吁工人及早觉悟起来，共同抵制这不公的现状并推翻给工人带来无尽苦楚的资本家。此外，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十分重视工人意见和诉求的表达，通过设置“工人投稿”“读者来信”“通信”等专栏，经常性地刊登一线工人亲自撰写的文章，为工人提供发声平台。这些专栏成为连接工人和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的重要桥梁。工人们通过专栏表达自己的需求和想法，同时也能够借此机会提出疑惑，同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交流互动。
此外，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积极投身于指导工人运动，赋能劳苦工人实现自我驱动，帮助工人形成行动自为。工人运动是工人阶级同资本家对抗最激烈的形式，是阶级斗争的外在表现。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在工人运动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起着指导和引领的作用。他们鼓励工人从简单的经济诉求转向对政治权利的追求，引导工人运动从个别工人孤立的“破坏机器”式反抗转变为有组织、有目标的同行业乃至全国性的政治运动，激发了工人的自主意识，引导工人阶级实现从“他者引导”到“行动自为”的质的飞跃。1920年11月至1922年9月初，毛泽东先后五次深入安源煤矿，开展了一系列扎实而细致的实地调研与走访工作。他密切关注安源路矿工人的生活状况以及萍乡农村的实际情况，考察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的具体开展情况，悉心培养工人运动的骨干力量。在刘少奇、李立三等杰出的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的引领下，安源路矿工人的斗争精神被点燃。各地工团得知安源工人罢工后，纷纷以函电形式表示慰问与支持，形成了强大的声援浪潮。在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的领导下，工人们提出“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的基本口号，提出增加工资、改善待遇、组织团体等具体的经济和政治要求。安源工人的罢工得到了有效的组织与推动，工人的斗争行动迫使路矿当局承认俱乐部有代表工人的权利，罢工取得了阶段性胜利。此次胜利不仅使安源工人的切身利益得到了实质性的保障，也为全国各地、各行业的工人运动提供了范本，激励着无数饱受压迫和摧残的工人为实现自身解放而斗争。此外，李大钊和邓中夏也主动接触工人，组织领导工人群体开展各种形式的斗争，推动了华北地区工人运动的蓬勃发展。在这一过程中，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拉近了与工人的距离，让广大工人深刻认识到“靠现在政治来保护劳苦工人，是永远不能有希望的”，自由和幸福只能靠广大工人团结一致同资本家的斗争来争取。工人唯有团结起来，自发地结成坚固的阶级同盟，用实际行动争取自身经济利益和政治权益最大化，才能完成从自在阶级向自为阶级的转变。
（二）变客为主：部分先觉工人自觉启发身边工农群众觉悟
在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的悉心引导下，部分具有前瞻意识的工人逐渐觉醒，毅然承担起帮助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使命，成为这一伟大思想的积极传播者与坚定捍卫者。他们通过地缘、亲缘、血缘、业缘等关系，带领身边的工人紧密团结起来加入工会，启发周围工农群众的政治觉悟。这些先觉者来自工人群体内部，对于工人的境遇有着深切的共鸣，更能有效地推动工人从分散的个体力量汇聚成强大的集体力量，极大地增强了工人内部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在推广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这些先觉工人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既推进了工人阶级意识觉醒的进程，也为马克思主义在广大劳动群众中的广泛传播铺设了基石，对于引导广大工农群众接触、理解、认同、接受马克思主义起到了独特作用。
当时，率先觉悟的工人利用各种机会，借助多样化方式，积极奔走于工友之间，唤醒工人弟兄的阶级觉悟，号召工友拿起武器同资本家和一切剥削阶级勇敢抗争，以实现其自身乃至全体工人的自由和幸福。上海海军造船厂工人李中，以昂扬的文字指出：“工人的运动，就是比黄河水还厉害还迅速的一种潮流。将来的社会，就是它变个工人的社会，……我们工人就是这样潮流的主人翁，这个潮流的主人翁，就要产生工人的中国。”他突出强调了工人阶级的重要历史地位，让工人深切认识到自身所能够迸发出的强大力量。印刷工人潘阿芳根据亲身经历，有力阐述了组织开展工人运动的必要性，指出工人运动是无产阶级的“护身符”和“坚实盾牌”，呼吁那些已然觉醒的劳动者弟兄们尽快组织起来，设法策划并推进急进的劳动运动，旨在带动身边尚未觉悟的工友为争取自身合法权益而同资本家进行坚定有力的抗争。印刷工人罗钟羽向广大工界同仁发出振聋发聩的呼吁：“天赋工人的幸福，都被有产阶级掠夺去了，我们要享受‘人’的幸福，非要拿群众的力量，幸福和利益不会到我们工人身上。”罗钟羽号召工人兄弟们“起早觉悟，组织有益工人的团体，来保护我们的生命和利益，谋达到享受各个人的幸福目的”。同为印刷工人的伯宾致力于让工友们了解工会的实质，恳切地向工友们解释：“工会两个字，不是罢工和不正当的名目，乃是联合我们的工人在一处，在于联络一个团体。”伯宾进一步呼吁工友们“应该觉悟，赶紧组织工会，大家同心协力，帮助工会的代表，结个坚强的团体，然后可以达到我们自由的幸福”。纺织工人力夫告诫工友们，做工并不是单纯的出卖身体，为了工人的人格受到尊重、幸福得以实现，应该联合起来组织工会，每位工人都应致力于铲除虐待工人的种种条件，打破一切阻碍工人自由与幸福的桎梏。
在这一过程中，涌现出一批杰出的工运领袖与核心骨干，促进了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和工人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成长与成熟。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和工人队伍中迅速崛起了部分“关键少数”，他们不仅深谙马克思主义理论精髓，更善于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工运实践，以科学理论武装工人阶级，推动工人运动朝着更加有组织、有理论指导的方向蓬勃发展。随着对工人运动的深度参与，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深受工人斗争实践的影响和启迪，涌现出毛泽东、刘少奇、李立三、邓中夏等杰出的工运领袖。同时，一批先觉的工人快速成长为中国革命不可或缺的骨干力量和中坚力量。其中长辛店铁路机车工人俱乐部（工会）委员长史文彬，不断提高自身的思想觉悟和理论水平，迅速成长为领导工人运动的先进分子，成为最早的工人出身的党员之一；唐山的邓培，从一名默默无闻的工匠快速成长为中国工人的杰出代表，掀起了唐山工人运动的高潮；湖南的李中（李声澥）完成了从青年学生到产业工人的转型，发起成立了上海机器工会，成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个产业工人党员和工人领袖。
另外，这种双向互动开辟了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经过五四运动的锻造，中国工人显示出强大的革命力量。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注意到工人群体，“到民间去”“深入工农群众中去”，了解工人的生活疾苦与实际需求，与工人建立起深厚的情感纽带，打破了传统中知识分子与劳动人民之间的隔阂与界限，形成了“知识阶级和劳工阶级打成一气”的局面，开辟出一条知识分子与工人阶级相结合的道路。经革命实践的检验，这条道路被证实不仅是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正确路径，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持的群众路线的重要体现，奠定了后来中国共产党对待知识分子的政策基础，即明确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三、话语转换机制
话语转换机制是指，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在向工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转换话语表述方式，丰富宣传形式，运用通俗化、形象化、生活化的方式，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变得鲜活，加深工人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使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更好地为工人所理解、接受和运用。
（一）在语言表述上，从学术语言向大众语言转换
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为了让工人更好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从工人的工作与生活出发，运用工人熟悉的生活实例，将晦涩难懂的学术语言转换为通俗易懂的大众语言，将抽象的专业术语转化为工人能够感同身受且易于产生共鸣的生活化表述。
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以贴近工人生活的朴素语言，深入浅出地向工人阐释了何为劳动、劳动者与劳动力，让工人知晓劳动就是做工，劳动者就是做工的人，劳动力就是人工。为了更加直观清晰地向工人揭示劳动价值的奥秘，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以“树”为例，引导工人思考为何经过加工制成的桌椅比原生的树木更为昂贵，阐明商品之所以具有价值，核心在于其中蕴含着人工。“人工贵得多的东西，价值就越贵；人工少费点，价值就便宜些。但是凡是拿来交易买卖的东西，没有不经过劳动者底工作的。”真正值钱的是劳动者的劳动，而非物品本身，钱只不过是劳动力的一种外在表现形式而已。为了让工人认清阶级斗争的实质和资本家的真实面目，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指出，资本家的资本是工人替他们赚来的。“有许多出力做工的人做出粮食、房屋或是衣服，却仍然没得吃、没得住、没得着；有许多人不劳一点力，不做一点工，反来吃得很阔，住得很阔，衣服也穿得很阔；这还不算，还要把出力做工的人压在脚底下不当人看待，这又是什么缘故呢？”简单对比剥削者和劳动者的生活，就可以使工人清楚地认识到“流了一百滴汗，自己吃不到三、四十滴，剩下的六、七十滴都被老板们、老爷们、太太奶奶们、小姐少爷们，一般有钱有势的吃了”。此外，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还从广义和狭义两个层面向工人通俗地解释了何为社会主义，指出“社会主义，是各人尽各人所能够尽的能力，做出有益于人类的东西来，各人得到各自需要的均等的享用；多余的，拿来供给大家底老年人，小孩子，生病的”。
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并没有将深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直接生硬地灌输给工人，而是结合工人的日常生活场景与具体事例，运用工人们易于接受、易于理解的方式灌输给他们。这种接地气的宣传方式，极大地拓展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广度与深度，使得这一先进理论不再是遥不可及的学说，而是工人群众解决具体问题的思想武器，加深了工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促进了工人阶级自觉的养成。
（二）在呈现形式上，从单一向多元转变
这一时期，工人群体受教育程度普遍不高，文化素养偏低，许多工人甚至处于文盲或半文盲状态，难以直接通过阅读深奥的理论文章来理解马克思主义思想。为了更好地在工人中宣传马克思主义，激起工人的反抗意识并转化为实际行动，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除通过刊登系统深入的理论文章外，还不断创新和拓展呈现形式，以更加贴合工人特点的方式使工人接受马克思主义教育。
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巧妙地运用了诗歌这一文学体裁，创作出许多朗朗上口、富有感染力的诗歌作品，以点燃工人心中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对不公现实的愤慨。《太平歌》指出：“天下要太平，劳工须团结。万恶财主铜钱多，都是劳工汗和血。”《劳动歌》强调：“如想不饿、不寒、有处宿，一定靠劳工。劳工哪可轻？！万般皆下品，惟有劳工高！”这些诗歌无一不凸显劳工的重要性，向广大工人揭示了一个事实，即资本家的财富，归根结底都是通过工人的劳动获取的，使工人深刻认识到自身的重要地位和价值。陈为人在《新年（！？）》中写道：“有钱的快乐过年，无钱的叹气连天，……富家算算一年赚钱多少，贫家只恨死‘又苦了一年’。”《劳动界》选取汉声的“劳动节之感想”，节录成《劳动歌》，直截了当地点明“他家财产，是我们工人，手创。最可恶，替他劳动他还是当作应当。看起来，其本家，是我工人，魔障；必须要，粉身碎骨也与他奋斗一场。若不然，幸福自由献让他人，独享。分明是——自甘卑贱为他人做嫁，衣裳。我工人，欲想自由，须要挺身，直往，扫清了，私产制度，才能吐气昂扬”。缉明在其创作的诗歌《牛》中，将勤劳的工人比作“牛儿”，将那些坐享其成的资本家比作“猪公”，鲜明地揭示出那些日夜劳作的工人，其工作量和实际所得之间的巨大反差。
同时，漫画、小说等也成为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有力工具。生动形象的漫画通过夸张而深刻的画面语言，将复杂的理论问题具象化，生动地描述出工人的生存惨状，直观清晰地让工人意识到资本家的丑恶嘴脸及其对自身的极端压迫。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还精心编写小说故事，以工人的真实事例为蓝本，通过曲折的故事情节和鲜明的人物形象，揭露工人的真实处境，展现工人的苦难。例如《劳动界》等工人报刊特别设立“小说”专栏，其中刊登了《阿二的儿子》《一个水手》《又要饿一天》《可怜的工人》等深刻描绘工人境遇的小说作品。另外，《劳动界》还收录了以各行业工人亲身经历为素材的日记，如《一个裁缝底日记》《一个车夫底日记》《一个铁匠底日记》《一个人力车夫底日记》《苦工日记》等。这些日记以真实且生动的笔触，展现出工人在资本家压榨下的苦难生活。这种多元化的呈现方式，不仅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手段，而且显著提升了其在工人中的影响力和接受度，使工人感受到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力量，从而更加坚定了反抗压迫、追求解放的信念。
四、纠错创新机制
从某种程度上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工人中的早期传播历程，实则是不断纠错创新的过程。纠错创新是指，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主体（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一方面积极致力于纠正传播客体（中国工人）中潜藏的种种旧式观念，努力打破其思想桎梏，另一方面在具体实践中敢于自我审视，勇于批判自身存在的错误思想，并在此基础上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有机结合，不断推动理论革新与发展，创造适合中国国情和民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
（一）纠偏与矫治潜藏在工人中的错误思潮
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在向工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不仅积极地向工人灌输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与思想精髓，也同工人中潜藏的错误观念开展深入且坚决的斗争，旨在剔除阻碍工人阶级觉醒的思想杂质，引导工人从非马克思主义甚至反马克思主义的阵营转入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之下，自觉接受马克思主义，坚定地将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行动的指南和斗争的根本指引。这既是对错误思想的批判过程，也是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传播过程，更是工人政治觉悟的觉醒过程。
一方面，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致力于消除工人中根深蒂固的封建主义行会、帮口思想。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成立后，新式工会最初在工人中的普及程度并不高，工人群体中仍残留着行会传统与帮派思想的痕迹。“甚至还有一些招牌工会打着革命的旗号争夺工人运动的领导权”，不仅未能引领工人运动朝着正确方向发展，反而利用其虚假宣传争夺对工人及工人运动的领导权。这一时期还有一些被资产阶级操纵和收买的“黄色工会”，表面上打着维护工人权益的旗号，实则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误导广大工人，骗取工人信任，破坏工人运动，分裂工人间的团结合作。在此背景下，部分工人被这些花言巧语所蒙蔽，辨识不清而走错了阵营。于是，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通过各种渠道和方式深入这群工人中，向他们揭示假工会的本质和危害，“吁请工人不要相信‘下流政客在那里出风头’的招牌工会”，并向工人普及马克思主义，号召其挣脱旧有工会体制的束缚，组织起来建立一个真正属于工人阶级自己的工会组织。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将工人们从旧式工会中解放出来，引导其投身于新式工会的组织建设中去。
另一方面，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致力于清除工人中存在的无政府工团主义思想。早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前，无政府工团主义已在中国各地的工人中具有了一定的影响力，如在湖南成立的有七千余名工人的湖南劳工会，是当时颇具规模的无政府主义工人组织。这类劳工会虽积累了一定的群众基础，但其内部所蕴含的无政府主义倾向不容忽视。为了彻底清除无政府工团主义思想的影响，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广泛调研了此类劳工会的具体情况，深入了解工人会员的思想动态与生活状况，向工人会员耐心介绍和详细说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革命性。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以团结和争取这部分工人为目标，通过耐心引导与帮助，使工人逐渐抛弃了旧有思想的束缚，转至以马克思主义指导自身的斗争实践。
（二）开展自我批评，实现世界观的彻底转变
20世纪初，各种思想派别在中国大地上竞相登场。在众多派别中，无政府主义以其独有的观点脱颖而出。多数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在转向马克思主义之前，都曾深受无政府主义影响，普遍对无政府主义者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感兴趣。“这种以‘互助’为原则、不要经过艰苦斗争就可以达到理想境地的途径”，在当时受到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的青睐。李大钊在早期著作《“少年中国”的“少年运动”》与《阶级竞争与互助》中，对《互助论》颇表赞赏，指出“互助”是“改造社会组织的手段”和“改造人类精神的信条”，倡导无政府主义所推崇的“工读主义”。延安时期，毛泽东在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谈话中回顾了自己的思想历程，坦言：“我读了一些关于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很受影响，我常常和来看我的一个名叫朱谦之的学生讨论无政府主义和它在中国的前景。在那个时候，我赞成许多无政府主义的主张。”作为中国共产党创始人和早期主要领导人，陈独秀的思想轨迹同样受到无政府主义的影响，其主编的《新青年》杂志曾一度是中国无政府主义者的宣传平台。由此可见，在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上，受当时社会历史条件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的思想体系中保留着无政府主义的某些烙印。
与工人阶级紧密联结，深入到工人中接触其斗争实践，不断进行自我总结和自我反思，是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摆脱无政府主义思想，完成思想蜕变的催化剂。在同工人的深入接触中，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深刻洞察到工人极端困苦的生活状况，对中国的国情有了更为深入的认识，“愈发感到无政府主义缺乏现实的基础，不是改造中国的灵丹妙药，从而促进他们放弃这种虚无缥缈的理论，一心一意地信仰马克思主义”。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的领导者施洋，早年也曾受无政府主义思想影响。但后来在与工人实际接触后，他逐渐意识到：“无政府的‘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自由组织’在理论上是很高明的，然而在事实上没有着手的办法；若要有具体的、切实可行的办法，只有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即共产主义。”深受无政府主义影响的毛泽东，于1920年冬完成了思想上的自我清算，指出无政府主义等其他主张都是“于理论上说的好听，事实上是做不到的”。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虽曾不同程度地受到无政府主义思潮影响，但在深入工人的过程中，窥见了工人的生存现状及斗争实践，意识了到无政府主义的局限性和空想性。他们发现马克思主义不仅是一套完备的理论体系，更是指导实践的强大武器，从而彻底抛弃了无政府主义的虚无幻想，转而树立起马克思主义信仰，并将其作为指导自身实践和引领工人运动的行动指南，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世界观的转型。
（三）推动理论创新，丰富马克思主义工运理论
中国工人的斗争实践给予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理论创新的灵感与启迪，激发其深入思考如何将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理论，巧妙地融入中国独特的国情与民情之中。这一时期，中国工人的斗争实践在很大程度上启发了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的理论创造，他们将工人的具体实践转化为斗争经验，为马克思主义工运理论注入了新的活力与内涵。这一过程既深化了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理解，也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情况的紧密结合，促进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工运理论的形成与发展，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为中国工人运动乃至整个革命事业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指导与实践支撑。
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中国工人阶级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双重压迫。一方面，中国工人深受外国资本主义的无情剥削与压迫；另一方面，工人深受国内封建势力与资产阶级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在敌对势力异常强大的环境下，中国工人在日常抗争中常常处于劣势地位，自身的基本经济、政治诉求难以实现。同时，与苏联等国工人占据总人口的绝大多数不同，中国工人总体数量不多。基于这些现实情况，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主张积极寻求一切同情且支持工人运动、反对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的社会力量团结合作，提出在工人运动中构建广泛统一战线的构想。这一统一战线既包括工人群体内部的联合，也涵盖其他外部力量与工人的结合。特别是在全国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期间，工人运动逐渐从个别工厂的罢工斗争扩展至同行业的同情罢工，最终发展为全国性的政治运动。如在开滦煤矿工人为争取经济利益和政治权利发起罢工斗争后，秦皇岛码头工人、唐山铁路工人、京奉铁路工人以及唐山交通大学学生立即积极声援与支持。香港海员大罢工也经历了从最初的“海康轮”全体中国船员发起，到随后到港的各国游轮中的中国海员加入，再到香港码头的装卸、搬运工人等参与，最后扩展到全香港华籍工人的历程。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根据工人的斗争经验，明确指出工人的组合“绝不能分出什么省别界限来，更不能排外，而分为这一帮和那一帮”，应跨越地域界限，形成全国范围内的坚不可摧的大团结、大联合，以汇聚起更为磅礴的力量来推动工人运动的纵深发展。
在此基础上，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创造性地提出了工会组建与运作的两大原则——民主集中制和产业结合。基于此，工人依据各自所属的产业范畴，组建起各类工会组织，如香港海员联合起来成立了“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安源路矿工人建立了“工人俱乐部”，京汉铁路工人组成了“京汉铁路总工会”。其中，“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曾实行工人监督职员的机制，且赋予每位工人询问工会会务的权利。这一系列具有前瞻性的思想，为工人运动的蓬勃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也为新式工会的建设与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撑。这些来源于中国工人斗争实践的理论观点，扩大了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的理论视野，为其理论创新提供了不竭动力。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将马克思主义工运理论与中国工人运动的实际情况相结合，通过不断探索与实践，逐步构建起一套既符合中国国情又彰显时代特色的工运理论体系，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时代化、民族化。
综上所述，1920年前后，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在众多政治思潮和政治派别中反复推求比较，最终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信仰，将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五四运动中工人群体的斗争表现，使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对工人有了全新且深刻的认识，他们意识到中国工人所蕴含的巨大阶级力量和革命潜能。于是，他们开始思考和探索如何让工人认识和掌握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思想武器。作为马克思主义的积极传播者和有力践行者，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群体主动跨越界限，深入工人之中，运用多样化、多维度的途径和方式，不遗余力地向工人普及和阐释马克思主义，力求将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理论和工人运动紧密结合。这一历史过程，见证了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和工人群体在思想与实践上的相互成就与共同成长，同时也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进程拉开了序幕，开创了一条知识分子同工人群众有机结合的独特道路，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和中国革命的开展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和群众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