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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刊发：《工会理论研究》2025年第2期

上海总工会组织机构百年发展历程与经验启示——兼论党对工人运动领导权的形成、主导与巩固

邹卫民  李健

（上海工会管理职业学院）

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初心始发地和伟大建党精神孕育地，同时也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摇篮，中国工人运动和工会组织的发祥地。1925年五卅运动革命风暴中诞生的上海总工会，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组织带领上海工人阶级风雨兼程已历百年。目前学界对上海总工会的历史研究主要为断代史研究，集中于建党早期上海地区工会组织的筹备、建立、主要活动以及对中国革命的影响，缺乏长周期、全阶段研究。鉴于此，在中华全国总工会、上海总工会成立百年之际，笔者搜集史料文献，系统梳理上海总工会组织机构百年发展历程，进而以上海总工会百年发展为视角探讨党对工人运动领导权形成、主导、巩固的进路与历史特征，有其必要性、重要性和不可替代性。同时，本文力求以史为鉴，激励工会干部与职工群众传承红色基因、坚定理想信念，凝聚改革创新力量，助力工会事业发展。

一、创立、凝聚：在五卅运动革命风暴中诞生的“明星”——上海总工会

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1920年8月，中国共产党发起组在上海老渔阳里2号《新青年》编辑部成立。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当前实际工作的决议》确定“党的基本任务是成立产业工会”，开启了党争取与掌握中国工人运动领导权的革命起点。建党伊始，中国共产党就强调加强无产阶级领导权，将工人阶级群体导入党的轨道并形成向心力。1921年8月11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建立党领导工人运动的第一个公开机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劳动组合书记部成立后，组织成立工会，开展罢工运动，发起劳动立法运动，掀起了中国工人运动的第一次高潮。这一时期成立的工会，如上海烟草工人会、上海海员工会、金银业工人俱乐部等，一般都是由劳动组合书记部物色培养积极分子，帮助起草工会章程。党的领导人和书记部成员常去参加工会筹备会和成立大会并发表演说。

在筹备建立上海工会统一机构之初，党把掌握工运领导权问题放在首要位置。1921年11月，在一些招牌工会的倡议下，部分上海工团举行联席会议，讨论筹组上海各工团联合会。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李启汉、李震瀛出席会议时，明确主张成立“上海各业工会代表团”，作为建立上海总工会的基础。中华全国工界协进会、中华劳动联合会等招牌工会代表利用担任执行主席的机会，否决了该主张。劳动组合书记部代表当即退出会议，随后机器工会、纺织工会、印刷工会、烟草工会等也相继退出。为重组真正代表上海各业工会的代表团，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牵头召开多次筹备会，采取分头联络约请上海各业工会，待多数工会加入后再召开上海各业工会代表团成立大会的方式，深入海员、纱厂工人、邮务工人中去开展工作，组织新的工会，增强工人阶级的组织力量。1922年6月30日，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陈独秀给共产国际的报告明确提出，要将在工人阶级和工人运动集中的重要省市“组织三个地方总工会：上海总工会、广东总工会、武汉总工会”，作为党的一项重要工作。

1922年7月，中共二大通过的《关于“工会运动与共产党”的议决案》指出，“共产党也可说是一个人的头脑，全体工人便是人的身体”，共产党无论在哪种劳动运动中都“要能适当的、诚实的和勇敢的率领工会运动”，丰富了早期党争取与掌握工人运动领导权的理论。1925年1月，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在党的发展历程中，中共四大最突出的贡献就是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正如大会通过的《对于职工运动之议决案》指出的，“工人阶级不仅为本阶级的利益而奋斗，同时还要参加民族革命运动，并且在民族运动中须取得领导地位”，“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唯一的指导者，要使工人阶级取得民族革命运动的领导地位，对于职工运动应当特别注意；必须工人阶级有强固的群众的独立的阶级组织，他在民族运动中才能成为独立的政治势力；然后民族运动中的领导地位，方才能有保障”。同年5月初，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广州召开，成立了全国工人阶级统一的工会领导机关——中华全国总工会。会议通过的《工人阶级与政治斗争的决议案》明确，“中国的民族革命运动，非得工业的无产阶级参加，并取得领导地位，提携着广大的农民群众进行，是不能成功的”；《组织问题的决议案》提出，“须特别注意组织铁路、海员、内河及码头运输工人，矿山、纺织、缫丝、烟草、印刷，以及天津、北京、上海、武汉、青岛、大连、长沙、广州、香港、澳门等处各重要城市的工会工作”；《上海问题决议案》提出，“由此次出席大会之上海各工会，联络其余各真正工会共同组织全上海工会之总联合机关，以便真能为无产阶级谋利益，而抵抗帝国主义、资本家以及工贼之联合进攻”。

关于上海总工会的成立时间，学界素有争议，主要有1925年5月18日、5月31日、6月1日等说法。上海工会管理职业学院相关学者及笔者对多方史料进行了分析与研讨，认为上海总工会成立分为筹备会成立、秘密成立、公开成立三个阶段，以1925年5月31日为正式成立的日期更为合理、准确。1925年5月2日，在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期间，上海总工会筹备会成立。5月18日，上海总工会筹备会召开会议，上海总工会秘密成立，通过了上海总工会暂行章程，设会所于会文路营业里18号，并向当时管辖上海的有关方面备案。1925年5月30日，五卅惨案发生后，中共中央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发动罢工、罢课、罢市。贯彻落实中共中央部署，李立三等于5月31日晚召集上海各工会联席会议，决定公开成立上海总工会，领导全市工人的罢工运动，由李立三任委员长，刘少奇任总务科主任，发布《上海总工会简章》。正如邓中夏所说：“于是，光芒万丈的明星——上海总工会，便于当晚出现了。”刘长胜1949年12月9日在上海职工代表欢迎亚澳代表大会的致辞中也提及“上海总工会在五月卅一日成立”。6月1日，上海总工会对外公开办公，总部设在闸北宝山路宝山里2号，并发布《上海总工会宣言》和《上海总工会告全体工友》，号召上海全体工人为抗议帝国主义的野蛮屠杀举行总同盟罢工。6月7日，在党的推动下，上海工、商、学召开联合会议，成立上海工商学联合会。此后，上海总工会作为五卅运动“三罢”斗争的直接指挥机构，成为上海“工人的坚强的伟大的组织——总指挥机关”，从而使这场反帝爱国运动的主导权牢牢掌控在党的手中。

在上海总工会的号召与动员下，短短几天时间，上海工会组织迅速发展壮大。内外棉纱厂工会、公共租界电车工会、大康纱厂工会等相继成立，并宣布加入上海总工会。到1925年6月5日，加入上海总工会的工会已有170余个，工人20余万名。在上海总工会领导下，上海工人阶级成为一支组织严密、纪律严格的强大的反帝主力军，在斗争中发挥出中流砥柱作用。上海总工会及所属各业工会的大发展，使由一些工贼控制的招牌工会拼凑起来的上海工团联合会“相形见绌，黯然无光”。正如当时中共上海区委所评论的，上海总工会统率二十余万有组织的工人群众，在五卅运动中显然居在领导地位。中华全国总工会上海办事处在全国通电中称：“上海总工会乃‘五卅’运动中集合沪上之罢工工人二十余万所组织。……其地位之重要，直可谓民族精神所寄托。”

1925年6月，为进一步强化对所属工会及工人群众的领导，上海总工会对内部机构进行调整，设置总务科、宣传科、交际科、会计科、组织科。总务科、交际科、会计科设在宝山里2号的总办事处；组织科、宣传科设在联盛里65号的分办事处。鉴于上海地域广大、工厂林立，1925年6月18日，上海总工会在沪东高郎桥设第一办事处、引翔港设第二办事处、浦东设第三办事处、小沙渡设第四办事处、曹家渡设第五办事处，后又在南市设第六办事处、虹口胡家木桥设第七办事处。各办事处由上海总工会派专人驻办事处负责，所属工会各选派三人襄同办理对内对外事宜。同年7月，中华全国总工会在上海设立办事处，由刘少奇总负责，管辖中部和北部省、区各级工会事务，进一步加强了党对上海工人运动的领导。上海总工会展示出的强大力量震惊了反动军阀，因此受到多番打压，几度被查封，会址数次迁移，先后在共和路和兴里27号、中华新路顺成里25号、东横浜路景云里等处办公。上海总工会每次遭遇查封时，广大工人群众都纷起抗议，要求恢复，甚至数次自发出力启封。这一时期，上海总工会会址的变迁，反映出当时工人运动斗争形势和工运领导权争夺的复杂与艰巨，使党认识到，“仅仅是政治性的工会组织还不够，须得军事性的辅助组织”，应筹划成立“工人自卫团”。

1925年8月底到9月上旬，根据党提出的逐步收缩罢工、保存革命力量方针，上海总工会收缩罢工阵线，实行有组织撤退，以争取工会组织的长期合法存在。历时100余天的五卅运动给帝国主义以沉重打击，显示出中国工人阶级的强大力量与进一步觉醒，其影响力波及全国乃至世界，为声援五卅运动而开展的省港大罢工坚持了16个月之久。正如刘少奇所指出的，工人阶级在五卅运动中的各种奋斗事实，“足以证明无产阶级在国民革命运动中之领导地位，是确凿不移的”。同时，五卅运动也使党的工作发生重大转变，进入了上海地方党组织领导公开政治斗争的新阶段。正是在五卅运动中，中国共产党从秘密的小政党发展为无产阶级群众性的大政党。1925年初中共四大时，全国党员人数为994人，到年底时，党员已达1万人，其中工人党员比例大幅提升。1926年2月，上海工人党员占上海党员总数的78.5%，党的阶级基础大大增强。

1926年5月，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广州召开。刘少奇代表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所作的报告《一年来中国职工运动的发展》指出：“上海总工会现在虽能公开，但实际运动均须秘密进行……现在上海总工会组织下之工人，有二十万零九千四百人。”大会通过的《关于上海总工会报告的决议》明确：“上海总工会在此时，一方面应将各工会的组织，严密的巩固起来……一方面应极力参加全体市民反帝国主义与反军阀的争斗，作公开的活动，使国民革命的战线益加巩固。”在广大工人群众的拥护和支持下，上海总工会时而公开、时而秘密地领导着上海工人的斗争。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通过的《中国职工运动总策略决议案》强调：“工人阶级第一个组织形式，就是工人阶级政党。工人政党在于团结目的一致和最能奋斗之工人为全国工人阶级之利益而奋斗。工人政党的组织，是工人阶级最厉害的组织，为压迫阶级最害怕的。……第二种形式就是工会，在能公开的地方，须有公开的组织，可是在不能公开的地方，也须有秘密的工会。……第三种方法，就是以合作社、工人学校、俱乐部、图书室、饭堂、寄宿舍等合法的组织团结工人。”这一论述充分体现了早期党通过工会组织形式实现对工人阶级领导权的政治智慧。

回顾历史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诞生伊始就坚定地提出，要牢牢把握党对工人运动、工会组织的领导权，并通过建立全国、地方、产业总工会，落实党对工人运动的领导。正是在党的坚强领导下，上海总工会得以成立并作为党领导的五卅运动直接指挥机关。上海总工会如闪亮的明星一般，凝聚起当时20多万上海工人的强大革命力量，照亮了工商学各界爱国人士的反帝爱国之路。工人阶级事实上取得国民革命的领袖地位，愈发坚定了对于共产党的信仰。各界工人像爱护自己的家一样，与反动力量搏斗，拥护、保卫、守护上海总工会。同时，在与反动军阀的斗争中，党逐步认识到，要掌握工人运动领导权，既要加强对工人运动本身的领导，又要在工农联盟中强化工人阶级的领导权，必须在政治领导、运动领导的基础上，加强军事领导、革命领导。

二、斗争、掌握：大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时期上海总工会的机构发展

为响应和配合北伐进军，1926年10月至1927年3月，中国共产党领导上海工人阶级先后举行三次武装起义，迎来了中国工人运动的又一个高潮。在革命的准备期，1926年7月26日召开的上海区委特别扩大会议指出：“目前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中国革命的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争领导地位的问题。”会议决定号召国民会议运动，在上海发动一次民众暴动，夺取上海的政权。上海总工会执行会议指示，加强工会组织工作，组织成立工人纠察队，配合北伐进军推翻北洋军阀反动统治，成为三次武装起义的直接指挥机关。工人纠察队成为党的革命武装力量的一个重要源头。到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时的1927年2月底，上海全市工会会员数近29万人，工人纠察队的规模扩大到5000人。在发动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组织策略上，党成立了最高决策机关和指挥机关——特别委员会，由陈独秀、周恩来、罗亦农、赵世炎、汪寿华等8人组成，中央直接领导起义，下设特别军委与宣委，并由上海总工会向工人发出总同盟罢工令，实现了党的领导与总工会授权发令相结合的良好效果。在中央特委的领导下，1927年3月21日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取得胜利，成功推翻了北洋军阀在上海的统治。22日，上海特别市临时市政府成立，选举19人为临时市政府委员，其中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有10人，这是党领导下最早由民众在大城市建立起来的革命政权。作为上海三次工人武装起义的重要成果之一，上海总工会宣布恢复公开办公，会所设在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的指挥部闸北湖州会馆。

1927年3月27日，上海全市工人代表大会召开，选举汪寿华为上海总工会执行委员会委员长，下设秘书处、组织部、宣传部、经济斗争部、纠察队总指挥部。按照各厂的产业性质及地区，总工会把所属工会组织分为“产业总工会”与“工会联合会”。经过整顿，全市成立16个产业工会（手工业、华洋服务、烟厂、地方运输、市政、药业、铁路、纺织、印刷、化学、金属业、艺界、店员、海员、建筑业、食品），成立沪东、沪西、南市、浦东、闸北、吴淞、法华、虹口等8个地区工会联合会。到1927年3月底，向上海总工会登记的工会组织达502个，会员人数增长到82万多人。受中共早期领导人对掌控革命领导权认识尚不深刻的影响，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的成果被国民党反动派窃取。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反动派残暴镇压上海工人运动。上海总工会会所被霸占，被迫转入地下活动，设立交通、联络、文书等处，继续坚持斗争。正如当时中央对上海的议决指出的：“这次的失败，是由于没有坚定认定无产阶级取领导权与大资产阶级奋斗。”

严重的白色恐怖环境，使各地特别是上海的党组织和工会组织遭到破坏，党对工人运动的领导权面临十分严峻的挑战。八七会议清醒地认识到这一问题，提出“必须有新的策略去领导劳动群众起来，发展伟大的组织，猛往直前的奋斗，方能使无产阶级真正获得领导权”，特别指出“此种总的任务之下，职工运动目前的重要点，就是真工会与假工会之战”。可见，党把组织建设红色工会，加强党领导的工会对工人运动的领导，摆在了无比重要的位置。这一时期，在汉口召开的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通过了《上海工会运动决议案》，指出要“进一步努力进行工会的秘密组织和训练”，“联合小资产阶级进行广大的民族革命斗争，增强工人阶级的势力”，“扩大上海附近的工会运动”。1928年6月，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后，中央加强了对工人运动的领导，设立工人运动委员会，并将指导上海工人运动作为党的一项中心工作。上海工人运动出现复兴趋势。

根据当时中共江苏省委部署，1929年6月4日，上海工会联合会筹备会召开，由到会的10余个工会发起成立。6月18日，中共江苏省委召开会议，决定正式成立上海工会联合会（简称上海工联会），作为上海工人运动的地方领导机构，并发布《上海工会联合会成立宣言》。会上，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部长李维汉指出，因上海总工会不能公开活动，所以成立上海工联会。上海工联会是上海工人的联合组织，它的路线是争取公开活动，密切联系赤色和黄色工会的群众。上海总工会要动员所属的一切工会参加工联会，以上海工联会的名义去指导下层工会。上海工联会成立之初，徐锡根任负责人，此后沈先定、杨尚昆、马纯古等先后任上海工联会负责人。6月26日，中共江苏省委发布《关于上海工联会组织和工作大纲》，指出上海工联会组织是全上海工人联合总的组织，其任务是号召上海工人起来援助各种斗争，领导经济斗争和争自由的斗争，把整个上海工人阶级团结在工联会之下，使工联会成为公开的斗争领导机关。

与此同时，国民党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通过建立和扶持“工统会”“工总会”“工整会”“市总工会”等“御用工会”“黄色工会”，试图清除中共对上海工会的影响，加强对各业工会的控制，以争夺对工会系统的领导权。上海工会联合会成立后，在中共江苏省委直接领导下，组织和发展赤色工会组织，先后重建纱厂工会、市政总工会、五金总工会、码头总工会、丝织总工会、烟厂总工会、黄包车委员会等产业工会，先后设沪西、沪东、沪中、闸北、法南、浦东、吴淞等7个区工联，并发布反对“上海市总工会”等黄色工会的宣言。受当时党的“左倾”错误路线影响，上海工人运动一度采取了“冒险主义”“飞行集会”的盲动做法，工人运动遭受损失，陷入低潮。这是早期党探索工人运动领导权的一段曲折历程。1929年11月7日至11日，第五次全国劳动大会在上海秘密召开，大会通过了包括《上海工联会代表团报告》在内的3个报告与12个决议案。此时，上海工联会恢复了20多个工会，约有会员2.7万余人。1928年，上海发生的140件工人罢工中，工联会领导和影响的有54次。

这一阶段，党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尚处于摸索阶段，有成功经验，也有失败教训，而成败的关键正是无产阶级对革命的领导权问题，即党是否掌握工人运动的领导权。在党的领导下，上海总工会既有组织成立各级产业、地区工会基层组织，组建党领导下的工人阶级武装组织——工人纠察队的成功实践，为党成立革命军队、开展城市斗争积累了有益经验；亦有在革命陷入低谷时，坚持地下斗争，团结联系工人，积蓄革命力量，守护革命火种的艰难探索。

三、隐蔽、公开：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上海总工会的机构发展

1931年九一八事变、1932年一·二八事变发生后，中国革命进入抗战救亡阶段。1932年2月，党在《中央为上海事变给各地党部的信》中指出，“把上海目前所进行的反日战争，看做简单的帝国主义与军阀间的反革命战争，也是完全不正确的”，“我们党的任务，不是抵制这一战争，而是积极地加入这一战争，夺取这一战争的领导”。1932年3月25日，《中央为职工运动致同志的一封信》指出：“赤色工会是党与群众联系的主要桥梁”，巩固现有的赤色工会的组织，是职工运动的主要任务之一；要利用目前的环境，“争取赤色工会公开的存在，组织工厂委员会和一切附属的组织来影响广大的群众”。

落实中央和全国总工会的部署，上海工联会高举爱国、救国旗帜，号召上海工人举行总罢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上海，得到各界职工的拥护与支持。1933年6月8日，全国总工会、上海工联会、上海纱厂总工会等发表《对一切国民党工会、工会俱乐部、友谊的团体和中国一切有组织及无组织的工人宣言》，号召“团结起来，造成一个反对日本和其他帝国主义斗争的统一战线”，对国民党扶持的“黄色工会”和中立工会采取积极争取的策略。1935年7月，位于白区的中共上海中央局、中共江苏省委再次遭到大破坏，上海工联会在失去组织联系的情况下秘密工作。1936年4月，刘少奇起草《关于白区职工运动工作提纲》，标志着中共开始对一段时期以来的白区“左”倾错误路线做出调整。根据中央对白区职工运动的新部署，1936年6月底，上海工人救国会筹备会成立。经过一个多月的筹备，上海工人救国会于1936年8月1日秘密召开成立大会，并于8月9日正式宣布成立，作为公开领导上海工人运动的机构。以加强对1936年上海纱厂工人反日大罢工的领导、推动罢工取得胜利为标志，白区工人运动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恢复发展。上海工人救国会团结群众，发展组织，开展抗日救国宣传工作，发动上海工友誓为抗日后盾，抗战到底。党领导下的抗日爱国力量慢慢积蓄。

1937年卢沟桥事变、八一三事变爆发后，革命斗争形势发生变化，工人运动的主要任务转向抗日救亡。1937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明确指出：“共产党员及其所领导的民众和武装力量，应该最积极的站在斗争的最前线，应该使自己成为全国抗战的核心，应该用极大力量发展抗日的群众运动。”1937年11月，中共中央批准在上海恢复建立中共江苏省委，刘晓任书记，江苏省委下设工人运动委员会，刘宁一、刘长胜、张祺等任领导。这一阶段，党继续纠正、克服“左”倾冒险主义错误思想对工运战线的影响，着力探索特殊形势下开展白区工运的理论与实践，为争取党对革命运动的领导权、党的工会对工人运动的领导权指明了方向。1938年1月中旬，上海工人救国会改组为上海工人救亡协会，作为对外的、半公开的团体机构，公开指导全市工人的抗日救亡运动。根据斗争形势的需要，上海工人救亡协会未设专门机构，先后由蔡仁元（韩念龙)、王大中（金子明）以负责人身份参加各界救亡协会的会议和各项社会活动。在抗日救亡运动中，上海工人救亡协会充分运用灵活策略，通过公开发布宣言、声明，开展节约救难运动，出版进步书刊，创办劳工夜校，组织读书会、歌咏会、储蓄会、互助社、同乐会、联谊会等形式开展一系列救亡活动，壮大了上海的抗日力量。在此期间，工人救亡协会在上海重点产业行业中先后建立纱厂工人救亡协会、印刷界工人战时服务团、黄包车夫救亡协会和银钱业职工战时服务团等40余个各业职工抗日救亡团体，同时发展一批会员，作为中共发展党员的一种考察方式。在工人救亡协会的领导下，上海工人的抗日士气高涨，成为上海救亡运动中的重要力量。

上海沦陷后，上海工人救亡协会转入地下继续活动，落实党提出的“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十六字方针，通过发动捐钱捐物，开展罢工斗争，组织救护队与慰劳队进行战地服务，协助军队构筑工事等，支援、配合抗日武装斗争。1943年3月，中共江苏省委改组，成立中共华中局城工部，刘晓任部长，刘长胜任副部长（后继任部长），下设工人运动委员会。工人运动委员会把上海工人运动的工作重点放在基层，“勤学勤业交朋友”，团结群众，宣传革命理论，发展壮大抗日力量。抗战胜利前夕，上海工人救亡协会根据中共中央部署，动员群众秘密组建工人地下军组织，拟配合新四军里应外合收复上海。后来，随着国内外形势的急剧变化，中央改变计划，停止了武装起义、收复上海的行动，上海工人运动工作重点转变为发动群众，清算敌伪，反对内战，要求和平民主。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根据中央指示精神，上海继续坚持党的白区工人运动方针，积极把群众组织起来，保护工人生活权利，开展争取和平、民主运动，反对国民党的独裁内战政策。1945年8月，党在上海设立中共上海市委，刘长胜任书记。上海地下党在上海市委领导下，广泛发动群众，开展实现国内和平、民主的斗争。1946年1月18日，上海工人救亡协会发表声明，要求召开政协会议，建立联合政府。1946年3月1日，上海工人救亡协会召开理事会，改名为上海工人协会，根据新的革命形势继续面向全市工人开展活动，并发布包括加紧工人团结、参加民主运动等在内的五项工作纲领。1949年初发布的《上海工人协会简章》指出，上海工人协会前身为大革命时期的上海总工会、抗战时期的上海工人救国会及工人救亡协会，“现为中华全国总工会及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的团体会员”，“以团结上海职工保护职工利益争取职工解放为宗旨”。通过各级党组织的工作，各单位迅速建立起工协组织，工协各组织都由党员负责。1948年8月1日至22日，迎接全国解放、促进工会团结统一的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哈尔滨召开，大会决定恢复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国劳动协会宣布作为团体会员加入全国总工会，实现了党对中国工人运动的全面统一领导。以汤桂芬为团长的上海代表团共17人，经中央精心安排，远赴哈尔滨参会。大会专门讨论了《上海职工运动的报告》，在决议中对上海工人协会自抗战以来团结一切职工并领导他们为民族解放而斗争的艰苦工作表示肯定。

从抗战胜利至上海解放，在中共上海工人运动委员会的领导下，上海工人以上海工人协会为组织核心，开展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上海的斗争，在反内战、护工护厂、配合解放军接管上海的斗争中发挥了巨大作用。1947年到1949年上半年，上海地区在党的领导或影响下，利用各种形式建立起来的基层工会有230多个，组织起来的职工近19万人。上海工人协会组织发起的有影响力的运动包括1947年2月“爱用国货、抵制美货”运动，1947年2月至5月要求“解冻生活指数”斗争，1947年7月至1948年12月“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运动等。特别是1949年在党的领导下，上海工会带领广大职工恢复组织，建立护厂队、纠察队和人民保安队，开展护厂肃奸、迎接上海解放运动，确保了上海这座中国最重要的工业城市完整地回到人民手中。正如毛泽东同志在亲自修改批发的新华社社论《祝上海解放》中指出的：“上海的革命力量和全国的革命力量相配合，这就造就了上海的解放。”

值得铭记的是，在上海陷入白色恐怖的特殊时期，在国家面临抗日救亡的危难阶段，在上海迎接解放的关键时刻，党从未放弃对工人运动领导权的争取与掌握，采取合理、有度、有节的战略，有效利用救国会、救亡会、工人协会等合法组织形式，团结动员广大工人与各界爱国民主力量，配合党领导的武装斗争。特别是在暂时无法掌握白区革命领导权的情况下，党用隐蔽方式争夺白区工运战线领导权的实践取得了良好成效，展现出党在不断深化工运领导权斗争中的政策策略、政治智慧与强大力量。

四、传承、巩固：新中国成立后上海总工会的机构发展历程

1949年5月2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全面解放上海，上海工人重新成为这座城市的主人，党对工人运动的领导权进入巩固发展、制度落实的崭新阶段。上海解放后，党中央把恢复成立上海总工会作为建设上海、管理上海的一项重要工作。1949年5月31日，代表上海100万工人阶级的上海各业职工代表2300余人，在大光明电影院举行“五卅”纪念大会，庆祝上海解放，成立上海总工会筹备委员会，陈毅、饶漱石、刘晓等出席纪念大会。会议推选出上海总工会筹备委员会委员143人，“择定汉口路外滩交通银行新厦为会址”。6月3日，上海总工会筹备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推选陈毅、刘晓、刘长胜等36人为常务委员，选举刘长胜为筹备委员会主任，张祺、朱俊欣、沈涵为副主任，毛齐华为秘书长。是日起，上海总工会筹备委员会正式在交通银行新厦所在地外滩中山东一路14号办公。会议下发的《上海总工会筹委会关于正式成立工会进行选举运动的指示》指出，“筹备委员会是过渡时期的组织，现在要成立正式的工会……对今后上海职工运动有着决定性的意义”，要“以民主方式来选举，使工会能更好地与群众结合起来（改正过去委派包办现象），使被选举人更负责，群众感觉这是真正的代表”。

1949年6月7日起，上海总工会筹委会成立103个工作组，派往各基层单位帮助筹建工会。截至1949年底，上海共有铁路、邮政、电信、海员、码头、纱厂、五金、化学、烟厂、印刷、市政、金融、百货业、手工业等37个产业工会，产业工会会员数达55万多人。同时，沪东、沪南、沪西、沪中、浦东、徐汇、新泾、江湾8个区设立办事处，为上海总工会的派出机构。随后，静安、沪北2个区建立办事处，并随市行政区划的调整作相应调整。

1949年9月21日至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通过具有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共同纲领》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工人阶级在政治上成为国家的领导阶级，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成为主力军。党领导下的工会组织团结动员广大工人发挥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以主人翁姿态奋战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各条战线，在彻底改变我国一穷二白落后面貌的过程中，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实现了由革命和斗争逻辑向建设逻辑的根本转换。

经过8个多月的精心筹备，1950年2月3日至7日，上海市工人代表大会在市人民政府委员会大礼堂召开。出席大会的工人代表有1594人，代表着全上海37个产业，93万有组织的工人。市长陈毅在大会上作了《为打破敌人封锁，克服困难，争取经济好转和恢复而奋斗》的讲话，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刘宁一代表全国总工会致辞。大会宣布恢复大革命时期“上海总工会”名称，正式成立上海工人阶级的统一组织上海总工会，通过《上海总工会章程》等10项决议。2月7日会议结束当天，各界职工在上海总工会机关大楼前庆祝总工会成立。2月16日，上海总工会召开一届一次全体会议，选举刘长胜为主席。新成立的上海总工会内设组织部、文化教育部、生产部、劳动保护部、纠察部、私营企业部、女工部、青工部、工资部、调查研究室、秘书处、财务处、总务处等13个部门。当月，经中共上海市委批准，上海总工会组成中共上海总工会党组，各产业工会设分党组，由上海总工会党组领导。

1950年6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颁布，以国家立法的形式，明确了工会的性质、地位、职责、任务，标志着党对工人运动的领导权进入国家法律与制度层面。上海总工会贯彻《工会法》，在党的领导下，团结教育全市职工群众，以巩固新政权、建设新中国为己任。上海总工会组织动员广大职工群众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对国民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掀起抗美援朝、支援前线的热潮，组织职工开展“三反”“五反”和民主改革运动，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贯彻劳动保险条例，积极协助政府开展失业救济工作，组织失业工人生产自救；开展劳资协商，兴办文化事业和职工福利设施，开展文化扫盲和政治教育动员，引导职工为完成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和贯彻党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而奋斗。1955年1月17日，根据中国工会章程的规定，上海总工会更名为上海市工会联合会。1959年8月27日，根据全国总工会的决定，上海市工会联合会改名为上海市总工会。这一阶段，上海工会广泛开展群众性的劳动竞赛、技术革新和先进生产者运动，在新公私合营企业中推行职工代表大会制度，组织职工参加技术学校学习，开展技术交流与技术协作，带领职工群众投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潮。

1966年至1976年，受当时政治环境的影响，上海工会事业一度被篡夺了领导权。但即便在最黑暗的时刻，上海工人阶级始终坚定信念，支持真理，发出了“于无声处”听惊雷的时代呼声。1978年9月4日至6日，上海市工会第六次代表大会在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大礼堂召开，大会选举产生上海市总工会第六届委员会，上海总工会再度回到人民手中。9月，上海市总工会恢复黄浦、徐汇、长宁、南市、静安、闸北、卢湾、普陀、虹口、杨浦10个区办事处。随后，上海、宝山、嘉定、川沙、南汇、松江、青浦、奉贤、金山、崇明10个县总工会相继召开代表大会，成立县总工会组织机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上海市总工会在中共上海市委和中华全国总工会的领导下，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会发展道路。上海市总工会紧紧围绕改革开放新形势新任务，贯彻落实党的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的根本方针，充分发挥上海工人阶级在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建设中的“带头羊”作用，广泛组织开展劳动竞赛，建设完善职代会制度，发起振兴中华读书活动，在全国率先成立职工法律援助中心。上海各级工会全面履行工会维护、建设、参与和教育的社会职能，突出工会的维护职能，强化农民工权益维护与帮扶工作，积极创建和谐劳动关系。这一阶段，上海市总工会加强工会组织建设，形成“市总工会—区局、产业（集团）工会—街镇总工会”三级组织架构，并在街道层面逐步形成具有上海特色的“小三级”组织架构（街镇总工会—区域性行业性“小二级”工会联合会—基层工会），在构建具有中国特色、时代特征、上海特点的特大型城市工会工作新格局上迈出坚实步伐。

进入新时代，为进一步加强党对群团工作的领导，增强群团组织的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2015年7月党的群团工会会议召开。作为第一批进行改革的地区工会，上海市总工会自2015年11月启动工会改革，以增“三性”、去“四化”、促“三转”为目标，着力在建机制、强功能、增实效上下功夫，重心下移、夯实基础持续推进改革向纵深发展，形成非公企业工会改革“顾村经验”、国企工会改革、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等系列成果。这一阶段，上海市总工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工人阶级和工会工作的重要论述，持续深化改革，增强工会组织的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深化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强化智慧工会、数智工会建设，实施工会服务职工体系建设，为职工实现共同富裕、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提升生活品质发挥工会组织的作用。2023年5月，上海市工会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召开，选举产生上海市总工会新一届领导班子，带领广大职工群众谱写上海工人运动的新篇章。

新中国成立后，党对工人运动的领导权进入制度化、法治化阶段，呈现出全新的面貌，为各级工会组织事业发展、改革创新、制度建设赋予了新动能。中国工会是党联系职工群众的桥梁和纽带，是国家政权的重要社会支柱。上海总工会及之后的上海市总工会牢牢坚持党对工会事业的领导，团结引领职工群众听党话、跟党走，不惧困难艰辛，恪守维护职工权益、竭诚服务职工的职责使命，奋发前进、改革创新、勇立潮头，树立起新时期上海工会领导机关的组织形象。

五、党对工人运动领导权的形成、主导与巩固：上海总工会组织机构百年发展的经验启示

在上海总工会组织机构发展变迁的历史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政党，始终把坚持党对工人运动的领导权作为党执政的重要基石，贯穿于党的发展建设、工会发展建设全过程。

第一，党对工人运动领导权的形成、主导、巩固，呈现出一以贯之、逐步深化的鲜明特点。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一直坚守、从未放弃对中国工人运动的领导权。中共一大开启了党争取、主导工人运动领导权的起点，并将其作为党的革命工作的核心要义。中共四大明确提出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后，党领导下的全国、地方、产业总工会及基层工会稳步建立，党通过指导工会落实对工人运动的领导权。随后，党对工人运动的领导权进一步深化，由政治领导拓展到军事领导、革命领导，并在上海三次工人武装起义中取得初步突破，积累了宝贵经验。正如西方帝国主义报纸《大陆报》《字林西报》报道的：“总工会礼拜五发布命令，礼拜六就有几十万人的大罢工，C.P.是很厉害的，工部局今后的责任就在取消C.P.在工人中的影响。”中共上海区委对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的历史意义与今后的工作方针的报告中指出，此次运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民众奋斗的结果”。报告特别强调：“工会运动最为重要，上海C.P.之所以能领导革命参加市政府，全仗工人力量。”在之后的大革命、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党愈发清醒地认识到，无产阶级对革命的领导权，党对工人运动的领导权，是革命成功的重要保证，是建立新中国、建设新中国的坚强保障，并通过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实现了中国工人运动、工会组织的大团结大统一。新中国成立后，党对工人运动领导权的内涵进一步深化。党提出并强调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发挥工人阶级主力军作用，明确要把工会作为治国理政的经常性、基础性工作，这些都是党对工人运动领导权巩固与深化的集中表现。

第二，工人阶级是党最坚实的阶级基础、最可依靠的力量，这是党对工人运动领导权的逻辑起点与基础。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工人阶级政党是党的阶级属性、本质属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工人阶级是党最可依靠的阶级基础。正是基于这一起点与基础，党成立后，将党的事业与工人阶级的革命和解放紧密相连，带领受压迫最重、革命性最强的工人阶级登上中国历史主舞台，既引导工人阶级由自发走向自觉，又壮大了政党自身的阶级力量。上海总工会成立后，在党的领导下，紧紧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引领工人阶级通过开展罢工运动、组建工人纠察队、推进反帝反军阀斗争等投身中国革命大潮，展现出巨大的革命力量，上海工人运动以及中国革命的面貌从此焕然一新。无论是在革命战争时期、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还是在改革开放时期、社会主义新时代，党始终依靠工人阶级，坚持加强和改进对工人运动的领导。1949年3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明确提出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的方针。新中国成立后，工人阶级成为国家的主人，党明确要坚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的方针不动摇，始终将其作为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重要经验，从而不断发挥职工群众主力军作用，使之成为党和国家事业由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的力量源泉。

第三，党在不同历史时期对工人运动的领导采取不同策略，是党领导工人运动政治智慧的生动体现。在大革命、土地革命时期，党领导工人运动的一个主要策略与任务，就是建立和发展党领导下的红色工会，与反动军阀控制的工会争夺工人运动领导权。在上海总工会成立前后，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坚定地提出，务必要与招牌工会做斗争，组建起党领导下的、真正能为工人阶级谋利益、代表上海各业工会的总工会。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通过的《上海问题决议案》明确，必须成立“真正工会共同组织全上海工会之总联合机关”，“真能为无产阶级谋利益”。正因为如此，甫一成立的上海总工会，就成为“光芒万丈的明星”，让招牌工会“黯然无光”。在国民党反动派夺取大革命胜利果实后，面对国民党为掌控工人运动领导权设立反动工会，妄图控制工会组织、破坏工人斗争、镇压工人运动的举动，中国共产党始终清醒地把掌握工人运动领导权放在革命的无比重要位置，派遣骨干力量深入工厂，深入工人之中，揭穿反动工会伪面目、假面孔，把工人紧紧地团结凝聚在党的周围。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面对沦陷区、国统区特殊的革命形势，党在工运领导权的争夺中，开创性地将公开斗争与隐蔽战线相结合，利用工人救国会、救亡协会、工人协会等合法形式，争取工人运动的领导权，确保工人运动的领导权牢牢掌握在党的手中。新中国成立后，党把加强对工人运动的领导权放在党的事业的重要位置，并纳入国家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加以巩固深化。1989年12月21日，中共中央印发《关于加强和改善党对工会、共青团、妇联工作领导的通知》，强调坚持党的领导是做好工会工作的根本保证，要求各级党组织按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对同级工会实行统一领导，明确指出工会“是国家政权的重要社会支柱”。此后，党的领导写入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以法律形式明确“工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职工自愿结合的工人阶级群众组织，是中国共产党联系职工群众的桥梁和纽带”，强调工会在党领导下的地位和作用。

第四，党自建立以来就在政权组织架构设置上重视对工人运动的领导，从而将党对工人运动的领导权予以固化。以上海为例，党在成立伊始就把中央机关长期设在上海这个工人阶级重镇，并于不同历史时期在上海设立党和工人运动的领导机构，直接领导与推动工人运动发展。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正式对外公开成立后，中央机关除1922年12月到1923年2月短暂迁至北京，1923年5月到7月短暂迁至广州，1927年4月到9月短暂迁至武汉外，从1921年到1932年的12年间基本都设在上海。直至1933年1月，中共中央机关被迫迁往中央革命根据地瑞金。与此同时，党中央特别重视地方党组织及工人运动领导机构的建设，先后成立中共上海中央局、上海地委、上海兼委、上海区委、江苏省委（兼中共上海市委）、中共华中局城工部、中共中央上海局，把领导工人运动作为党的一项核心工作。大革命失败后，中华全国总工会机关于1927年9月由武汉迁至上海，秘密在上海领导全国工人运动5年零3个月。1932年12月，中华全国总工会随中共中央机关从上海迁往苏区江西瑞金后，全国总工会白区执行局又在上海设立，领导白区工人运动。1937年11月，中共中央批准在上海恢复建立中共江苏省委，江苏省委下设工人运动委员会，领导上海工人运动。1943年3月，中共江苏省委改组，成立中共华中局城工部，下设工人运动委员会。1947年1月，华中局城工部工人运动委员会改名为上海工人运动委员会。新中国成立后，党高度重视工人阶级主力军作用的发挥，高度重视工会工作。新时代，党中央部署推进群团改革，又将上海作为三家试点单位之一。正是在党中央、上海地方党组织的坚强领导下，上海工人运动在百年历程中始终呈现出生机与活力，不断书写着辉煌篇章。

第五，工会作为党领导下联系工人的群团组织，始终是党实现对工人运动领导权的重要载体。党史、工运史清晰地告诉我们，在工会成立时，党就赋予工会领导工人运动的责任与使命。1922年7月，中共二大通过的《关于“工会运动与共产党”的议决案》指出：“工会是为什么成立的？工会就是保护工人切身的利益和为工人的利益奋斗的机关……这个事实，便是真正工会的出发点。”该议决案还特别指出：“我们的同志也时常有主张工会不做政治运动的，这是无政府工团主义的趋势，也是一个很大的错误……工会必须做民族独立政治的和市民的权利与自由(包括普通选举权和废除罢工刑律的运动)的奋斗，并在民主主义联合战线中占独立的重要的地位，这样才能促进工人们得到最后的胜利。”贯彻这一使命与要求，在五卅运动和上海三次工人武装起义中，上海总工会成为革命运动的直接指挥部。在抗日救亡的特殊阶段，上海总工会又以工人救国会、救亡协会的形式团结带领工人群众奋起抗争，作为中共发展党员的一种考察方式，事实上起到了党的外围组织的作用。新中国成立后，工会更是成为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重要社会支柱。进入新时代，针对党的群众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新挑战，党中央提出群团改革的时代任务，明确以“去四化”“强三性”来加强和改进党对群团组织的领导。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工会工作是党的群团工作、群众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党治国理政的一项经常性、基础性工作，强调新形势下工会工作“只能加强，不能削弱；只能改进提高，不能停滞不前”，赋予党巩固工人运动领导权新的时代主题。要完成好这一历史与时代任务，工会必须始终牢牢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定工会工作的政治方向；必须始终坚持以职工为中心，维护职工权益的初心与使命；必须围绕党和国家中心大局，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跟时代步伐，迸发蓬勃活力，团结动员广大职工听党话、跟党走，在建设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进程中再立新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