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区域包括正文内容,按tab键遍历信息

原文刊发：《工会理论研究》2024年第3期

1921年至1927年上海女工运动探析

吕晓彤  邹卫民

（上海工会管理职业学院）

一、研究缘起：性别如何进入工运史

20世纪初，现代机械和大规模工业在上海兴起，工人阶级队伍开始出现。针对这一社会变迁，中国传统的工运史家或致力于考察工人群体整体的经历与感受，或专注于对不区分性别的工运大历史进行叙事与理论研究。他们注重考察建党前后工人阶级意识的觉醒、工人共同体的发展与分化、工人阶级在推动历史进程中的重要作用，并把这些现象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工人阶级的地位与作用”以及“工会理论的形成与发展”等经典问题联系在一起。这种传统的工运史研究通常在马克思主义的引导下开展。在马克思主义视野下，性别分工不同于阶级对立、物质劳动与精神劳动的分工，它是男性和女性基于身体差异的“自然”结果，不存在女性对男性的从属问题。因此，传统的工运史研究相对注重对“阶级”和“身份”的探讨，而不牵涉“性别”这一变量。

伴随着20世纪70、80年代西方女权运动的发展和史学的文化转向，“社会性别”（gender）理论开始成为“阶级”“身份”和“民族”之外的一种新的历史分析范畴。西方新劳工史学家开始在“阶级”维度下思考男女两性的差异。国内研究者在西方史学转向的影响下，也开始注意社会性别的分析视角，并将其作为区分不同工人群体的重要方式，强调女工在工人运动和现代化进程中的独特经历和“女工的自我意识觉醒”。20世纪90年代后，受后结构主义尤其是语言学转向的影响，西方学者频繁将性别分析法应用于劳工史、工运史研究，弱化阶级分析，提倡关注话语、权力和文化，强调“性别”与“阶级”等范畴之间的“交叉性研究”（intersectionality）。他们的关注点从“发现女工的身影”转向讨论女工的形象、身份和利益建构，避免了简单线性的“妇女史”研究。这种研究取向拓宽了工运史的研究视野，丰富了研究题材，但也会因过度强调性别等其他因素，而削弱阶级分析法的批判力。

因此，本文试图在吸收社会性别分析视野的基础上，仍然沿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法，以建党后至大革命结束前的上海女工运动为考察对象，并将其置于上海工人运动恢弘的历史叙事中，在工运“大历史”中理解女工推动上海工运发展和妇女解放的具体路径。

二、“性别困境”与“性别矛盾”：上海女工的工作与生活境遇

近代中国的工业资本主义建立于纺织业与女工、童工的结合之上。上海是1949年前中国最大的工业中心，棉纱是上海的产业之王，大多数的工厂工人为女性。包括缫丝业和卷烟业在内，女工的比例几乎占据上海工人的三分之二。就其自身而言，产业女工占据了上海无产阶级这一声名卓著群体的重要部分。然而，在工作和生活中，她们面临着来自工厂和家庭的性别压迫和性别困境，

在工作方面，上海产业女工集中于需要大量熟练工的产业，比如纺织、织布和卷烟等，这些产业往往不需要过高的技术要求，并且付给女、童工的报酬比男工少。截至1925年，上海共开办了30家日商纱厂，雇佣了约5.8万人，其中绝大多数是女工与童工。五卅运动前，纱厂女工遭受着比男工更为严重的身体侮辱与精神摧残。比如，“抄身婆”在女工生理期时强行搜身；挡车女工为了工作安全，剪掉辫子，却被日本领班诬陷为“过激党”，面部也被其刺伤；“拿摩温”调戏、骚扰年轻女工等。纺织厂大量雇佣女工还催生了青帮地痞流氓买卖女工的行当，包工头依附于这些地痞流氓，到上海附近的农村，在家境极端贫困的破产农民家里寻找14岁至18岁的年轻姑娘，诱导其签署“包身工契约”，内容如“从进厂时起，女儿务须完全服从招工老板，不得违背老板教导。女儿倘有潜逃或死亡情事，立契约人当负完全责任”。这种主要针对年轻女性的买卖招工制，让贫苦少女出卖人身自由，像犯人一样待在工房里，过着备受折磨的生活。英美烟厂为管控女工还特别立了“做哑巴”的规矩，女工进厂后不准说一句话，如若犯了规矩，立马没收工作铜牌。上海大多数工厂都出台了针对女工怀孕的开除条款，使她们怀孕也不敢请假，仍连续做工，甚至直接生产在工厂厕所、回家路上或摆渡的舢板上。 

女工与童工承受的劳动强度绝不低于同等劳动条件下工厂所雇佣的男工。尤其是纺织女工，她们的劳动强度是产业工人中比较高的。纱厂女工全年工作310至350天，每天工作12个小时，分日夜两班劳动，俗称“六进六出”。纺织厂内环境恶劣，热气熏蒸，灰尘飞扬，噪声也特别严重，再加上长时间的超强度工作，女工劳累昏倒乃至死亡的事情时有发生。1916年3月30日《上海时报》曾刊登这样一则新闻：“年十四岁女工全瑛，向在戈登路第四纱厂做工，日前进厂作夜工，至次晨放工出厂，在附近木作内略事休息，因工作时间过长，体力不支，忽然倒地身死。”缫丝厂女工大多从事煮茧工作，要当茧子在热水中上下翻腾的时候，用手指将丝头找到，因手指长期与沸水接触，女工常被烫伤，手指粗肿。烟厂女工大量集中于叶子间，车间整日门窗紧闭，温度高达38摄氏度，女工要不停地用手扯掉叶子筋，导致双手布满血泡，加之烟灰飞扬的劳动环境，不少女工得了肺病。

在家庭生活方面，女工面临的性别困境主要与家庭责任、妇女道德有关。家庭成员对女工的认知没有突破家庭责任和道德纯洁的范畴。杨之华在与上海闸北七丝厂女工交谈时，女工代表痛心疾首，指出：“我们没有福气，白天在工厂里，晚上回来还要烧饭、洗衣服、抱小孩，哪里还能读得成书！”“每月得到十余元钱，只能暗中揩一块钱油零用，其余全部给父母，如果被兄嫂发现，就要挨打。” 她们如若要外出参加工潮，回家后会立即遭到父母兄嫂打骂与羞辱，被扣上“在外边轧姘头”之类的污名。不仅如此，女工又时常因为报酬低廉而威胁到男工以技术为基础建立的工资优势，造成与男工间尖锐的性别矛盾，受到他们的敌视。邓中夏在讨论“女工、童工生活的改善”一问题中解释道：“资本家之喜用女工和童工 ，自然是他们工资极低，可以多得利润；体力较弱，可以任意欺侮。”因而，随着产业女工队伍的壮大和养成工制的成熟，资本家会用女工和养成工来代替“不安分”的男工，使“五卅”前以男工为主的罢工斗争会以工厂“换用女工”为导火线

三、“妇女解放”和“劳动解放”并行：中国共产党对上海女工运动的引领、教育与宣传

中国共产党诞生后，把领导工人运动作为工作重心，重视女工及童工利益，努力推动女工群体参与工人运动与妇女解放运动。

1922年1月至1923年2月，党领导了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为加强对女工运动的领导，1922年7月，党的二大上提出了党的历史上第一个《关于妇女运动的决议》。该决议在对比分析了苏维埃妇女现状与中国妇女现状后谈到：“中国共产党除努力保护女劳动者的利益而奋斗——如争得平等工价、制定妇孺劳动法等之外，并应为所有被压迫的妇女们的利益而奋斗。”决议特别强调了妇女运动与无产阶级斗争相结合的伟大意义，党中央认为，“妇女解放是要伴着劳动解放进行的，只有无产阶级获得了政权妇女们才能得到真正解放”，“在私有财产制度之下，妇女真正的解放是不可能的，前进，才能跑进妇女解放的正路” 。党在二大的决议案倡导“妇女解放”与“劳动解放”相辅相成，为上海女工运动确定了奋斗目标和前进方向。

(一)创办妇女报刊，开办女工夜校，联络上海大学女学生，启发女工阶级觉悟与性别认知

在中共成立初期，党处于秘密状态，不能公开开辟阵地来宣传女工运动的主张。1921年8月，党组织通过青年团员王会悟，帮助上海地区的中华女界联合会进行了改组。随后，中国女权活动家徐宗汉在《新青年》上发表“中华女界联合会改造宣言及章程”，提出联合会纲领，其中包括“要求社会上一切职业都许女子加入工作，并要求工钱与男子同等”“努力拥护女工及童工的权利”“男女劳动同一阶级觉悟，主张女子参加一切农民、工人的组织活动”等。同年12月10日，党组织通过中华女界联合会在上海创办《妇女声》半月刊。这是我党创办的第一个妇女刊物，由当时中共中央宣传部负责人李达指导，王会悟担任编辑，部分党员和进步知识分子如陈独秀、沈雁冰和邵力子等，都曾为此刊撰写过文章。《妇女声》的创刊宣言指出了女工的生存困境：“不过逃出家庭的铁锁，系上工钱的铁锁。”又指明：“‘妇女解放’，即是‘劳动者’的解放，是我们自己切身的利害问题。在阶级的历史和民众的本能中寻出有利的解放手段，打破一切掠夺和压迫。”王会悟是《妇女声》的主要撰稿人，在《中国妇女运动的新趋向》一文中，对何为女工的阶级觉悟作了阐释，即“女工不能忍受资本家的非人待遇，一致团结起来反对资本家，这就叫做女工的阶级觉悟”。随后，针对上海浦东日华纱厂女工罢工事件，她发表专文《对罢工女人说的话》，指出“工会是你们的命脉”，并号召女工团结起来组建自己的工会。《妇女声》强调了工厂女工为代表的劳动妇女的主力军作用，号召女工发起“同工同酬”的经济斗争，重视工会的作用。

除《妇女声》之外，《妇女评论》也是上海地区的进步妇女期刊。《妇女评论》创刊于1921年8月3日，作为《民国日报》的副刊发行。该刊的主要撰稿人是参与新文化运动和妇女运动的进步知识分子，如陈望道、沈雁冰、邵力子和杨之华等。《妇女评论》在创刊宣言中声明：“我们主张一切职业都要开放给女子，而且要和男子同样待遇。”李大钊在该刊发表《现代女权运动》一文，特别强调劳动妇女运动在妇女界的重要意义，指出：“女权运动与劳动妇女底运动，并不含有敌对的意义，而且有互相辅助的必要。”他告诫中产阶级女性“应该辅助劳工妇女底运动”，“因为多数劳工妇女在资本阶级压制下，少数中流阶级的妇女断不能圆满达到女权运动的目的”。同样，他也劝告劳工妇女“亦不该与劳工男子的运动互相敌对，应该有一种阶级的自觉，与男子劳工团体打成一气，取一致的行动”。《妇女评论》积极宣传妇女正确的解放道路，倡导中产阶级妇女与女工团结在一起，走无产阶级的解放道路。

中国共产党不仅创办报刊，在思想上启发女工的阶级觉悟，还通过建立学校、联络上海大学女学生，进一步发现与培养女工运动人才。1922年2月，党组织以中华女界联合会的名义在上海创办了党的历史上第一所女校——平民女校，地点在南成都路辅德里，李达任校长，陈望道、邵力子、柯庆施、沈雁冰、沈泽民和王会悟等担任教员。在平民女校的创校宣言中可以看出，中共创办女校的重要缘由是“女子有志读书的往往被经济和顽固的家庭所困。有些奋斗着脱离出来的，又无处可以谋生”。因此，平民女校为无力求学的女子“设工作部，借资本和器具给她们，使她们在团结的力量下作工、生活。工暇来校上课，本校又特免其学费”。平民女校与贵族女校的性质大不相同，它的授课对象是劳动妇女群体，采取半工半读的形式。因而平民女校的课程通常为半天，上午是高等科班，下午是初等科班。高等科班主要学习国文、英文、数学、经济学、社会学等课程，而初等班只学习三门课程，即国文、算术与常识。女校所使用的教材只选用适应新思潮的、有合于平民的，“和那贵族女学内所受的什么节妇传，什么太史公牛马走的文章，真有天上人间之别”。此外，党的早期领导张太雷、刘少奇和恽代英等，常到女校中作政治局势与社会时事演讲，启发劳动妇女的阶级觉悟。

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知识妇女与劳动妇女的联合，恽代英曾在《妇女运动》一文中发出倡议：“引导女学生参加民族运动，为女工办平民学校，使女工认清她们经济上与资本家的冲突，使她们知道女工与男工是同一阶级的战斗伴侣。”向警予致力于女权运动的知识妇女呼吁，鼓励她们到劳动妇女中去工作、锻炼。在向警予的直接影响与帮助下，上海大学女学生杨之华、张琴秋、孔德沚、钟复光、王一知、王亚璋，深入工厂，创办工人夜校，担任教员，从中发展女工团员、党员。自1924年春开始，上海沪西、沪东、吴淞、杨树浦、南市、闸北等多个区开办了多所面向工人的平民学校。其中，上海大学附设平民学校、杨树浦平民学校、民智平民学校和闸北第二平民学校等专门开设了女工部或妇女特别班。

1924年6月，杨之华和张琴秋接受党组织派遣，在平凉路韬朋路（今通北路）惟兴里900号创办“杨树浦平民学校”，张琴秋任校长并负责女工部。学校所用的教材是“小猫三只、四只”“日出日落”等内容通俗易懂的课本，力求从文化启蒙入手，由浅入深地传播马列主义革命真理，介绍工人阶级形成、发展和崇高的历史使命。在校期间，张琴秋经常深入工厂和工人居住区，了解女工生活与劳动状况，与女工谈心、交朋友，很快便在女工群体中发展了一批团员，如恒丰纱厂女工周月林、宋三妹、薛映华和朱秀英等。她们入团后，即刻在恒丰纱厂组织工会，开展斗争。 老怡和纱厂的女工在读书期间也被发展入团，比如王根英及邢红妹、邢仁娣两姐妹，姚月珍、姚素珍、姚东林三姐妹，还有王翠珍、顾玲大、瞿三妹、瞿素珍等。这些女工成立了杨树浦女工团支部，深入各车间做群众工作，为进一步开展工人运动打下群众基础。在“三罢”期间，平民学校教师王亚璋动员女工组织纠察队，每天凌晨在杨树浦路、韬朋路、扬州路、大连湾路、榆林路等几个主要路口劝阻上班的纱厂工人，号召大家参加罢工。

1924年9月，沪西工友俱乐部成立，向警予和上海大学女学生杨之华、孔德沚、张琴秋和胡墨林在俱乐部中开展女工工作，在女工队伍中初步发展了党和团的基层组织，南洋烟厂女工唐景、陈倩如在向警予的启发下入党。英美烟厂女工杨龙英在杨之华的教育和培养下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1月，党团引翔港支联干事会为扩大对女工的教育，在周家牌路33号创立“民智平民学校”，教育培养了女工陆小妹、朱英如和冯岳蓉等早期女工运动骨干。杨之华和张琴秋经常去学校上课，启发女工觉悟。杨之华曾在课堂上将《将来之妇女》一书介绍给女工，并为她们演唱《国际歌》，以歌词的内容“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来阐释革命真理。张琴秋向女工介绍苏联情况，引导女工为建立一个“工人阶级当家作主的像苏联一样男女平等的国家”而奋斗。上海纱厂一厂的陆小妹、冯岳蓉、蒋竞英，二厂的朱秀英、朱英如等女工学生，在杨之华、张琴秋的帮助教育下，纷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6年5月，上海总工会派民智平民学校的学生陆小妹、朱英如等代表上海工人到广州出席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回沪后，陆小妹被派到永安纱厂担任党支部副书记。朱英如按党的指示到闸北组织基层工会，担任丝厂工会主任。

（二）中共党员向警予密切关注劳动妇女群体，初步开展上海女工运动

建党初期，中国共产党妇女运动领袖向警予在上海参与多次女工斗争。根据向警予在《中国最近妇女运动》中所作的统计，仅上海一地，1922年以女工为主的罢工多达14次，以增加工资、反抗不合理厂规、保护产业工会和争取结社权利为主要诉求。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两次罢工运动为4月上海浦东日华纱厂工人大罢工和8月上海新闸闸北丝厂女工大罢工。

1922年3月19日，上海浦东日华纱厂工人在劳动组合书记部干事李启汉的帮助下，成立了上海纺织工会浦东分会。4月17日，浦东分会发动了日华纱厂3800余名女工的罢工。女工提出增加工资2成、罢工期内工资照发和承认团体交涉等要求，并致函资方：“贵厂既不容许我们的要求，我们不能不另谋生计。”此次有领导、有组织的女工罢工以胜利告终，工会威信大振，“一二日即徒然加入女工三千五六百人”。向警予借此大力批判以知识妇女为主力的女权和参政运动：“大多数（女权和参政运动）职员会员连平常一个会议也到不齐，好像甘心做无人格的附属品、可耻的玩物、无用的寄生虫！独有穷无所归工厂卖力的劳动妇女，为争自由争本身利益常常以几千几百的群众，一致与资本家积极作战，忍饥挨饿牺牲工钱或被革除都所不惜。”

继日华纱厂女工罢工风波后，纺织工人队中一支坚强勇敢的队伍——上海丝纱女工开启斗争序幕。在1922年至1924年的丝厂女工斗争中，44家丝厂的2万余女工参与其中，曾先后出现3个组织，分别为上海女子工业进德会、上海丝纱女工协会和丝茧女工会议处。

1922年上海丝厂女工穆志英、刘鸿道和吴翠英等组建“上海女子工业进德会”，以“增重女子道德，改良女子习惯而日尚进化”宗旨。此举遭到江浙皖丝茧业总公所的从严批斥。当时正值全国工运高潮， 8月5日上午6时，上海新闸、闸北一带44家丝厂万余女工在女工头穆志英的带领下，手持写有“男女平等”“保障人权”的白布小旗上街游行，她们提出承认上海女子工业进德会、增加工资和减少工时等要求。丝茧业总公所采取强硬态度，不断施压，淞沪警察厅更是拘禁了穆志英等头目，谕令各女工照常上工。闸北大部分丝厂迫于压力只好于9日复工。这次罢工以失败告终，原因是丝纱女工没有受到正确的引导。上海女子工业进德会实质上是江苏省议员吴彝伯煽动穆志英进而诱骗无知女工入会、捞取女工血汗之资的工具。但即便如此 ，向警予仍对丝厂女工的英勇斗争给予了高度评价：“虽因高压及不能坚持而失败，然不失为吾国劳动妇女运动之空前大举。”

为此，向警予在《妇女周报》连续发表《九姑娘犯了何罪？》《告丝厂劳苦女同胞》《一个紧急的提议》《丝厂女工团结起来》等多篇文章，将丝厂女工运动视作妇女界的迫切问题，并向丝厂女工斗争提出建议：首先，号召丝厂女工团结奋斗，“只有团结奋斗是唯一的武器”，倡议10万余丝厂女工全体加入丝茧女工团，并指出：“一切动作听团体指挥才能有万众一心，步伐不乱，在严守秩序之中，达到最后的胜利。”其次，劝告女工要认清“官官相卫”的事实，不要再对资本家和官厅抱有幻想去做逢迎谄媚、告哀乞怜的工夫，不要造成女工内部分裂。最后，建议女工不要再愚弱易欺、任人宰割，应向官厅据理力争，对于资本家肆意捏造的罪名，一概不承认，她指出：“你们若能严阵以待，强权终必为公理折服的。”另外，向警予认清了丝厂女工孤立无援的困境，严厉批判了上海妇女七团体，认为其在为丝厂女工呼吁时是“何等的礼貌”“何等的委婉”，对丝厂女工命运所关的集会结社自由等问题只字不提，“真是划了界线专门代表知识妇女的利益似的”。为此，她呼吁热心女权运动的妇女团体联合上书省长，为女工请命，激发舆论同情，并派代表与丝茧女工团接洽，劝勉其努力团结，万众一心，共同奋斗。

在向警予的密切关注下，丝厂和纱厂女工联合成立了上海丝纱女工协会。1924年1月5日，上海丝纱女工协会发起筹备会议，到场女工多达3千人，大会通过了协会章程并定制了会员证件，广泛征求大量丝纱女工入会。大会选举穆志英为筹备主任、李纪源为副主任，王根英、朱大英子等为筹备员，并成立了协会基层党组织。尔后，上海丝纱女工协会发表《谨告国人》宣言，表明其保障女工权益、追求男女平等的目标：“根据中华民国自由团结之约法，男女平权之目标，发起‘上海丝纱女工协会’，俾期改良生活，切磨箴规，树立模范，保障人道。”3月8日，上海丝纱女工协会召开了“三八”妇女节庆祝大会，到会50余人，李纪源主席致词，王奠世详述国际妇女运动之以往事实，王根英、陈风英发表演说。

（三）批判资本家罪行，鼓舞女工运动，引导上海女工成为工运重要力量

在党的密切关注和方针指引下，上海女工运动进一步开展，上海女工比较广泛地被发动起来，成为五卅运动前后革命浪潮中重要的工运力量。

1924年3月21日夜间，上海闸北川公路祥经丝织厂因多年失修引发火灾。该厂有400余名外地女工在厂内住宿，火灾发生时厂内无任何消防器具，闻警而来的救援队伍又因自来水管不畅，无法灌救，致使百余名女工被烧死。得到中国共产党帮助与引导的上海女权运动同盟会对女工的遭遇深表同情，出面与厂方谈判、交涉。早期共产党人邵力子对该事件发表社评，痛斥资本家视女工为盗贼、将门窗加锁致女工无法逃生的恶行：“铁栏关窗，夜间门窗下锁，怕开门走漏货物，这些举动和心理都是从‘把女工看作盗贼’这一点来的。可怜呀！死了的女工当然不必说了，活着的女工有什么能力来反抗？”

1924年6月，上海虹口14家丝厂的1万余女工开展同盟大罢工运动。6月18日陈独秀在《向导》中发表题为《上海丝厂女工大罢工》的时事评论，呼吁社会各界密切关注女工运动：“自本月15日起至今，各丝厂女工罢工已有10余天。罢工由2家扩大到14家，罢工女工已达1万多。它不仅仅是上海劳动界的大事件，还是全国劳动界的大事件。”邓中夏在《丝厂女工罢工评议》一文中痛斥厂主“翻毁成例”“克扣工资”“延长工时”等，并论证女工罢工的合理之处，呼吁官厅和“社会上稍有良心的人”予以同情和援助。党的四大密切关注了1922年至1924年上海女工发动的多次罢工浪潮，特在《对于妇女运动之议决案》中强调：“劳动妇女运动在中国虽极其幼稚，但三四年来女工风潮发生之多已表示出她们实具有了原始的阶级争斗能力。”

在1925年的“二月罢工”浪潮中，上海大学党支部派邓中夏、杨之华和张琴秋等赴沪西工友俱乐部，参加宣传与鼓动工作。杨之华在潭子湾召开的群众大会上强调，女工和男工有同等权利，鼓励女工坚持斗争。女工进一步认识到，罢工运动与自身利益息息相关，与男工一起站岗放哨，维持秩序，并组建单独的女工纠察队。在当时67队纠察队中，有14队是女纠察队。5月15日，日本资本家枪杀内外棉七厂工人顾正红，打伤女工潘小云等10余人。当晚中共上海地委召开紧急会议，接着发出通告，号召开展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运动。5月20日，华商烟草公司女工团与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上海大学女同学会一起加入了“日人残杀同胞雪耻会”，散发传单，谴责日资戕害工人的暴行。24日，在闸北潭子湾工友俱乐部附近的空地上举办了顾正红的追悼会，杨树浦女工联合会送上挽联、挽幛，扶棺痛哭。何味辛对此感怀：“女工们的勇敢干练，不亚于男工，往来招待、弹压、传令，非常出力，负责任；我不由地回忆到其他追悼会上有一班赴会的女客们掩袖、低头、窃笑、扭捏的形态。”

在五卅惨案发生后，老怡和纱厂女工王根英带领女工们上街游行。6月1日，上海总工会诞生，宣布即日起实行总罢工。在罢工、罢课、罢市的“三罢”斗争中，罢市是关键。在逼迫上海总商会罢市的过程中，女学生和上海女工起了关键作用。上海大学女学生孔德沚和大夏大学女学生刘德昭分别前往浦东和小沙渡一带，去女工中间宣传这次爱国运动的意义。杨之华直接带领女工聚集在天后宫戏台前的空地上，把总商会门前挤得水泄不通，并表示：“不宣布罢市，我们不回家！”总商会副会长方椒伯在呼声中最终妥协，同意罢市。“三罢”的第一天，上海交通基本瘫痪，唯有白俄司机驾驶的1路有轨电车仍在行驶。商务印书馆装订车间女工陆定华带领多名女工奔赴南京路，挺身而出，卧轨挡车，保证了全市“三罢”斗争的顺利实现。在罢工期间，部分工厂成立了女工纠察队，内外棉七厂女工杨阿巧曾指挥女纠察队员怒打前来闹事的洋巡捕。

五卅运动对上海工人运动形成了深远影响，以产业女工为代表的劳动妇女进一步觉醒。她们组建纠察队，站岗、放哨、“把口子”，涌现出一大批先进工运分子。杨之华在《三八与中国妇女》中高度评价了由五卅运动发展起来的女工力量：“在五卅运动中，许多最受痛苦的女工得到一部分女学生的宣传，竟从此开始了觉悟，她们自己现在已经成为抵抗帝国主义的伟大力量。”中共党员蓝裕业将参与五卅运动的上海10万余纱厂女工视作“真正的妇女解放者”“真正的沉重有力的解放力量”。

五卅运动之后，全国总工会于1926年5月1日至12日，在广州召开了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明确提出以禁止使用童工、男女工同工酬和工会内设女工及童工委员会为诉求的《工会运动中之女工及童工问题决议案》。在中共的宣传和教育下，女工群体的阶级觉悟日渐提升，成为工人总组织下的重要革命力量。6月6日起，闸北的允余、恒隆、豫丰等7个丝厂的3千余女工因不堪忍受厂方无端侮辱、拖欠工资、虐待童工，开展罢工斗争。6月10日，数名女工上街派发传单，要求减少工时、按时发放工资、改良工人待遇，并沿途向工友宣讲：“如果没有达到我们的要求，永不上工。”6月15日，闸北经纶、纬纶、鸿纶双宫丝厂的女工也相继罢工，与军警和工贼穆志英相持四日，多人遭到残杀，女工杜爱斯和张兰荪被逮捕。

杨之华对此次丝厂女工运动大加赞赏，评论道：“在此次罢工中，更能看清中国的劳动妇女革命性很盛，她们在罢工中的战斗力，非常强大，不但她们能反抗资本家，并且她们还不肯屈服于旧家庭的压迫。”上海总工会党团书记赵世炎在《向导》中发表《上海最近的罢工潮》一文，特别强调了丝厂女工勇敢无畏的斗争精神和良好的斗争秩序，并指出丝厂女工能够认识到工贼的恶行，提出建立代表工人利益的自身组织，这一点尤为可贵。

在1927年爆发的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中，上海女工英勇战斗，即便是十余岁的女童工，“亦直立街心，高呼口号，以壮声威，民众革命之情绪，工人阶级本有之勇气，于此可见一般”。她们在武装起义中有组织、有秩序，在运送军火、参加救护工作、组建纠察队和宣传鼓动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起义期间，军警会在路上设关卡，专门对男性进行搜身。因此，女工成为运送武器的最佳人选。她们通常将武器藏在篮子里或绑在腿上，乘电车或黄包车来运送。时任怡和纱厂工会主席的王根英在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前，将特别军委托付的12支手枪和袖章藏匿在位于通北路的家中，起义爆发后她承担了运送武器的重任。内外棉七厂的青年女工刘桂宝与母亲、姐姐一行3人为运送武器立了大功。她们用菜篮和棉袍作掩护，途中被包打听刁难，又在过河时落水，但最终顺利通过关卡，将3支手枪和10余枚炸弹送到了浜北地区。此外，女工还是工人救护队的重要力量。在商务印书馆组建的工人救护队中，男队全部出发开往前线，女队由陆定华做队长，一部分在作战地段流动，其余的留在商务印书馆位于宝山路的疗病房内，帮助救治伤员。在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所号召的全市工人总罢工中，英美烟三厂女工戴林娣带领女工姐妹团加入了示威游行的队伍。

四、“性别化的工运体悟”：上海女工独特的工运经历

1921年至1927年的上海女工运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逐渐发展并走向了高潮。党的报刊报道和先进分子的评议初步刻画了建党初期、五卅运动时期以及上海工人武装起义时期上海女工的工运历程。本节将在此基础上转换视角，从上海女工运动的真实亲历者入手，寻求中共领导工运的大背景下，女工参与工人运动的真实体悟，一方面使以党的领导为分析视域的上海工运史展现出不同的面貌，另一方面让女工的身影在工运“大历史”中变得更加鲜活、生动。

20世纪50年代，上海总工会成立的“上海工人运动史料委员会”搜集与整理了1500万字的上海工运史料，其中包括65万字的“老工人谈话记录手稿”。这些手稿是对老职工口述内容的全面而忠实的记载，使当时上海工人群体对于工运历史的记忆被推至台前，为我们勾勒了20世纪20年代上海工人运动的壮烈场景。其中，上海女工陆小妹、朱英如、陆定华、宋三妹和董阿四分享了她们对个人家世、经历和革命心路的独特回忆与工运体悟，再现了性别与阶级色彩凸显的女工群体参与工运的真实场景，帮助我们获取了更加贴近生活和历史真实的在场。

（一）拿摩温与三道头的压迫：关于苦痛的体悟

陆小妹出生于上海的一个贫困家庭，9岁进入老洋布局做童工，从那时起就遭受工头“拿摩温”的虐待。“人太小，车间里车子又多，到厕所去后，车弄堂也找不到了。东找西找，给拿摩温看到了要打头，打过骂过再领你到车子上去，因为时间长了，车子上的断头多了，拿摩温看到了又要打。吃饭是自己带的，每人都有一只小饭篮。车间里非常热，带的饭要馊掉，但是没有办法，搜了也要吃。饭里、菜里都飞满了花衣，只得吹掉一些再吃。生活真是苦得不得了，像牛马一样。”

同为纱厂女工的宋三妹，12岁进入老怡和纱厂做童工，她回忆起英、日资本家对工人刻薄地压迫，道：“如公大纱厂中，每个车间都有日本人监视，工人不能动一动，有一个十几岁的女童工，把一只筒管掉到车子底下了，她就弯下身子去拾，不料辫子给机器卷住，她的头也卷进了机器，就这样死了。她的母亲知道后，一路哭着进厂来，跪在日本人面前，可是却被一脚踢得老远。”苏北女工董阿四在20岁时随丈夫来到上海，进入内外棉六厂做挡车工，每天要持续做工至少12个小时，上夜工时要一直工作到第二天中午。在她的回忆中，工人不仅要被日本资本家压迫，还要遭受上海租界警察“三道头”的欺侮、殴打。董阿四回忆起“五卅”当天被“三道头”殴打的苦痛时说道：“我们在做夜工，晚上12点钟时，我们不吃饭，因为烧水的人不烧，冷饭实在吃不下去，大家就关了车。‘三道头’就来了，要我们开车，我们不开，便要赶我们出去，我们就和他们讲条件。这时他们就开始打人了，不管是男工还是女工，他们都打，我们都逃了。”

（二）组织工人运动、参与武装斗争：女工品质的体现和阶级觉悟的提升

“苦难”是上海女工对这段历史的重要体悟，但并不是她们独特的工运经历的核心内容。相反，她们更多的是通过“苦难”来进行自我评定，试图说明在五卅运动和上海工人武装起义时期，通过参加夜校学习、工人罢工和武装斗争等活动，彰显出她们作为工运参与者的优秀品质，表现出自身阶级觉悟的进一步提升。回忆中的她们大多镇静、能干、聪慧，能巧妙地处理人际关系，这些品质发生的地点不再局限于家中，而是出现在公共场域，出现在更壮烈、更引人注目的工运场景中。

在组织工人罢工和参与武装斗争等活动中，她们展现了沉稳与机智的女工品质。 纱厂女工陆小妹组织了上海日商一厂的“五卅”罢工与复工。那时，工人全部聚集在车间，拒不开车，与日本人僵持不下。陆小妹劝解罢工工人暂避吃饭间，以防日本人硬逼他们开车，不开车的就要被开除，打消了日本人企图分化工人的计谋。她还教导工人如何团结一致地与资方谈判：“他们来后，我们不要只有一人讲话，要大家一齐讲，错对不要紧。”在她的倡议下，罢工僵局被巧妙化解了。商务印书馆装订女工陆定华代表商务工会对外支援闸北线厂，帮助他们建立女工组织。她回忆道：“我扮作买小菜的样子，一路走到厂门口，看到女工就说‘不要上工，工资照给’。”丝厂女工朱英如在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时，动员闸北允余丝厂200名女工去往马路上示威。在刘华牺牲后，朱英如在丝厂组建了姐妹团，并想方设法帮助丝厂男工组建弟兄团。为此，她特意在日本人面前维护了平时喜欢刁难女工的男机匠，并借机与这位男工熟络起来，后来指导他组建了丝厂男工弟兄团。在朱英如的回忆中，不少男工性子急躁，“有一次厂里无理克扣工资，工人们都起来斗争，联合了男工把布机间打得一塌糊涂，把一个日本人也打得半死。”朱英如表现地沉稳、冷静，当即催促男工赶紧离开，以防被巡捕抓走。

此外，她们主动去往平民夜校，接受党的马克思主义真理的教育，并通过学习感受到自身阶级觉悟的提升。恒丰纱厂女工宋三妹在“五卅”前进入中共的杨树浦平民学校学习，认识了夜校教员王亚璋。根据宋三妹的描绘，王亚璋与工人学生的关系十分亲近：“她对我们非常好，工人与她很合得来，一放工就去找她。她会问我们的生活情况，问我们做工苦不苦等。”通过夜校的教育与党在思想上的启发，宋三妹从一开始“怨恨自己命苦”到后来懂得“劳动果实给资本家剥削去了”。她回忆说：“我们工人过去没有文化，不懂革命道理，受封建迷信的束缚，只知生死由命富贵在天，逆来顺受，烧香拜佛，求菩萨保佑，经过夜校学习，提高了认识，才从封建愚昧的思想禁锢中解放出来。终于懂得了帝国主义侵略者、封建军阀骑在我们头上作威作福，因为他们手中有权、有枪。我们工人只有团结起来，齐心协力同他们斗争到底，才能翻身作主人。”

（三）男工与女工的性别化工运体悟

同样是对1921年至1927年上海工人运动历程的回忆与叙述，男工与女工的工运体悟与叙事方式有着差异化的特征。相似的经历和文化程度，男工的工运回忆通常以较为正式的历史叙事为脉络，而女工的记忆并没有完全吸收国家话语，相反会融入更多的情感，例如对苦痛的追忆和对家庭变迁的铭记。

老工人王若枯10岁时进入珠宝店做工，后考入邮局做信差，加入邮务工会，先后参与了五卅运动和上海工人武装起义。他与女工陆小妹和董阿四出身相同，文化程度偏低，都参与过五卅运动和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但他们在叙述方式上却存在着明显差异。在王若枯的叙述中有着更为清晰的国家话语和政治事件标记，比如“帝国主义要求中国门户开放，想要瓜分中国”“国共合作了、北伐军出师了”“上海总工会被封闭，李立三离开了上海”“上海特别市临时市政府这时成立了”等。

而女工对历史时间的标识存在一定的私人化特征。例如，陆小妹会使用“我女儿16岁时”“我儿子那时13岁”来回忆工运经历；董阿四在叙述历史时间时，会使用“20岁时我结婚”“五卅罢工时我22岁”等表述方式。这或许可以归结为，男性出入公共空间更为自由，对发生于公共视野中的政治事件的敏感度更高，更容易受国家话语的影响。而女性往往囿于家庭等私人空间，对历史事件和政治时间不那么敏感。对于女工等下层劳动妇女在叙述时出现的政治时间的模糊性，贺萧（Gail Hershatter）曾进行深入探讨。她在研究中国劳动妇女的历史时，考虑到“当国家时间和其他理解时间的方式共存时，什么是妇女们善于铭记的，什么又是她们学会了遗忘的”。女工在叙述这段历史时，国家话语和政治生活里的运动时间会让位给“婚姻时间”和“孩子的出生与成长年份”，婚姻时间区分了妇女早年在娘家的生活和嫁进新家后的生活，并按照阴历月份回忆一些重要的事件，比如生育和抚养孩子以及由此带来的特定需求，这些会成为女性记忆的特殊标记。

然而，这种特殊的记忆标记又进一步说明女工有着不同于男工的性别困境。即便她们有正当的理由外出，比如去工厂工作、到夜校学习或参加工潮，但仍然会遭受传统伦理道德话语的压制。例如，老工人江元清曾回忆道：“有些女工放工后要是去开会而不是回家去，那对这样的小姑娘人家是要讲闲话的。”杨之华也不禁感慨：“听说工潮后她们回家去，即被父母兄嫂打骂和羞辱。在罢工中既没有好好睡觉，又没有好好吃饭，回家去还要上演另一场悲剧。”

五、结语：上海女工运动的影响

自1921年建党起至1927年大革命结束前，以女工为主要代表的上海劳动妇女在党的领导下被广泛动员起来，逐渐提高了政治觉悟和阶级意识。在这个时期，上海女工运动经历了启发觉悟、初步发展和达到高潮三个阶段，她们从自发、盲目地参与罢工运动，到开始有意识、有秩序地参与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她们从带有封建帮会性质的简单结社到自觉地站在共产党的旗帜之下，从被“女子工业进德会”等招牌工会利用到建立工厂姐妹团等组织。她们中的先进分子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和中国共产党，并在党的直接领导或密切关注下组建了女工组织，如上海丝纱女工协会、闸北丝厂姐妹团、华商烟草公司女工团和杨树浦女工协会等。总的来说，上海女工在英勇奋进中不断推动着基层党组织和工会组织的发展壮大，为党领导的工人运动创造了宝贵的斗争经验，在党的领导下成长起来，为党和上海地区注入了鲜活的革命力量。

上海女工运动不仅是无产阶级解放的重要构成，还是反抗旧家庭、旧礼教的妇女解放的重要体现。她们与上层妇女相比，是名不见经传、生活困苦的下层劳动妇女，正如各界妇女联合会发出的感叹：“‘高等华女’在跳舞、看戏、吃大菜的时候，哪里管女工是怎么筋疲力尽的回家料理儿女家务呢！”但是，她们在苦痛的生存境遇下却萌生出工人阶级的坚决性、组织性和革命性，逐渐成长为妇女运动坚定的参与者。她们突破“男主外—女主内”、“男性领导—女性从属”的传统性别观念，从私人领域走向公众视野，在民族解放和阶级斗争的洪流中，推动了妇女运动的重心由上层精英妇女群体向下层妇女群体的转移，正如邵力子所评：“女权运动必应从联合无产阶级的女工做起，不然只是少数太太小姐们想出风头罢了。”如果说，以前妇女运动的目标是恢复“因伊是女人”而失去的种种自由和权利，那么在女工运动得到发展之后，妇女运动的目标应变成消除“因伊是穷人”而遭受的种种不公。可以说，党领导下的上海女工运动使上海妇女找到了解放的根本道路。

我们对上海女工的关注，不应是抱着重写上海劳工史、工人运动史的宏伟理想，而是要透过历史上“失声”的“他者”，去赋宏大的历史叙事以更多的面相。一方面，上海产业女工是遭受迫害的、勇敢无畏的劳动妇女，由盲目参与罢工成长为有政治觉悟和革命精神的先进阶级；另一方面，她们是有着多重身份角色的下层女性，她们是因家庭困苦而不得不外出做工的女儿，是怀孕时仍然遭受工头虐待的妻子，是用智慧巧妙化解罢工僵局的女工代表，是带领儿子、女儿一起运送武器的母亲，是拥有鲜活女性特质的历史参与者。也许现有的史料无法为我们呈现出一段完整的、丰富的女性工运历史，或许“历史记载中有太多的静默无声，有太多的无法解决的含糊和暧昧”，但也正因为这么多的“含糊与暧昧”才使得劳工史、工人运动史的研究实践更富挑战、也更引人入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