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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刊发：《工会理论研究》2024年第3期

新劳动的核心特质与工会工作的发展

贾文娟

（上海大学社会学院）

《2024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大力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在这一背景下，如何理解新质生产力这一概念的内涵成为学界亟须应对的挑战。我们首先需要理解新质生产力提出的政治经济背景。当下，中国社会正面临三方面的挑战：一是全球政治经济变迁下的贸易战、科技战；二是国内商品产出过剩、GDP增速放缓；三是与前两者相关的就业问题。因此，新质生产力所指向的不仅是生产效率的提升，更是如何应对当下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多重挑战。

许多学者认为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将是推动下一阶段经济发展的重要方式，但需要警惕的是，这反而有可能加重生产过剩等问题。当然，有研究显示，数字化转型能够通过提升效率、降低成本等方式改善企业财务绩效，使这些企业拥有更多资金以投资新技术的发展。但从实质上看，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最重要力量仍是“创新”。这种“创新”是指“工业革命”意义上的“颠覆式创新”。比如，电与电灯的发明改变了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推动了社会整体发展。信息化、计算机、智能手机的发明同样如此，使人类进入了网络时代。新质生产力是一种与电、互联网类似的，能够推动社会整体发展的先进生产力。因此，它已经成为各国相互竞争的核心领域。

一、新劳动的核心特质：破壁性和联结性

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依赖科技创新，而推动科技创新的关键是人及其劳动。众所周知，生产力由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所构成，资本与技术的构成中也涵盖了劳动力。因此，新劳动是新质生产力发展不可或缺的因素。那么，什么是新劳动呢？我们需要将其与新技术结合起来进行思考。第四次工业革命将在人工智能、量子力学、超导材料、清洁能源等技术领域形成突破。新技术正在推动平台经济、共享经济、知识经济、智慧经济、绿色经济等新经济发展。在此背景下，互联网产业、AI产业、文创产业、金融产业等正在快速发展，成为经济社会发展引擎。与此相伴，包括知识劳动、创意劳动、兴趣劳动、数字劳动等各类新劳动就出现了。那么，新劳动的特质是什么？笔者认为是破壁性和联结性。破壁性是指与劳动相关的各类社会事务都不再局限于特定系统，而是被要素化，继而随着系统边界的打破，被释放出来。它们在不同机制下与新要素联结，使劳动呈现出更多形态。

新劳动的特质表现为以下四个方面。首先是劳动形态的转变。传统劳动形态主要是体力劳动和情感劳动。比如，制造业流水线上的工人、麦当劳的服务员、发型师等。他们是现代分工体系中的局部工人，承担被拆分的一小部分工作任务。但这种我们所熟知的情况实际上仅存在于工业时代。如果向前追溯到农业时代，我们就知道劳动曾是多么复杂！农业劳动曾是一种整体劳动。农民既要进行体力劳动，还要进行认知劳动、情感劳动——不然在农忙的时候就没人来帮忙。此外，农民还要规划怎么浇地，什么时候去打工，或者卖什么货等。然而，进入工业时代后，人们的整体劳动被切割成局部劳动，劳动者成为流水线上的器官。在传统劳动的意义上，我们通常将低收入的体力工人看作劳动者，不把大学教师、科研工作者、企业中的产品经理、项目经理等看作劳动者，而将其视为管理方与劳动者对立。工会也主要在劳资二元对立的框架下通过集体谈判的方式进行工作。这种“工业化”的认知和工作思路是特定时代下特定生产方式的产物。

随着新劳动的出现，上述状况逐渐发生了变化。技术变革推动生产方式的转变，而生产方式又会带来生产关系的变化。一方面，技术的变迁改变了劳动内容，劳动方式也更多地呈现出总体劳动的趋向。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将劳动区分为整体劳动和局部劳动，而新劳动与传统劳动的区别是，新劳动正在从局部劳动向整体性劳动回归。它对劳动者的技能提出了更高要求。以学界研究较多的外卖骑手为例，尽管外卖平台的“骑手”和邮政局的“邮差”都从事快递工作，但他们的工作内容、劳动方式、现实处境并不一样。骑手不仅需要较高的电动车驾驶技能、线路规划能力，还要具备娴熟的APP操作技术和人际关系处理能力，这种劳动并不简单。再如，以往的大学教师需要具备优秀的授课能力，现在还需要带团队，进行调查、研究、写作等。他们不仅要具有良好的体力，还要负责课题设计、申请、规划和执行；不仅要关爱学生，还要有团队管理能力。又如，以往的超市收银员的劳动内容较为单一，现在的收银员不仅要为顾客讲解自动付款机的操作方式，而且还要借机售卖会员卡。可见，新劳动需要劳动者同时发挥体力、情感和认知等能力。企业希望一名劳动者能完成三个人的工作量，继而节省另外两人的劳动开支。与此相应，单王、卷王、学神、技术大牛等受到了追捧，大量普通劳动者则面临巨大的失业压力。在这种情况下，同一职业群体内部的收入差距也是悬殊的。

第二，劳动时空出现了破壁，并被重新联结在一起。我们发现新劳动者的劳动时空状态具有以下特征：一是生活时空和工作时空基本是融合在一起的；二是劳动者可以同时在虚拟时空和真实时空中工作；三是他们看似从事本地工作，却要同时应对全球问题。例如，某些企业可能随时面临某国的制裁，这使其员工在夜间也会对工作提心吊胆。此外，在劳动时空被破壁状况下，劳动者可能面临时空交错带来的时空袭扰，使其工作与生活处于失序状态。时空侵占会导致劳动者被Deadline（截止时间）所支配。研究发现，很多新劳动者都是缺乏个人生活的，他们看似自由，但时间却被工作占满。例如在上海，不少新劳动者的人生目标是购买一套“超大平层”，他们甚至愿意通过降低当下生活质量的方式去追求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

第三，劳动组织和劳动制度出现破壁和重构的趋势。传统的工业和服务业劳动主要在理性化、逻辑化及以科层制为导向的制度设计下进行，比如，我们所熟知的福特制与泰勒制。在这个背景下，“流水线”是常用的管理方式。即使在“黑灯工厂”，传统的生产方式与制度也未有改变。然而，在新质生产力促进下，价值增值和产品生产逻辑正在发生本质改变。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求不再是更快、更好地生产商品，而是对人的生活与认知进行颠覆和改变。比如，当扫地机器人出现后，人们惊奇地发现家务劳动的方式可以被彻底改变，很多家庭都开始配置它。当移动互联技术出现后，玩小游戏、刷短视频、看直播成为人们的生活方式。所以，释放出巨大生产力不仅是产品本身，更是与此相伴的观念变革与生活方式转变。据此，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需要在生产过程中激发劳动者的创造力。为实现这一点，劳动组织和制度便出现了变化。一是劳动者被赋予了更多的工作自主性。二是一些非制度因素——氛围、环境、心情、体验、认知等——在管理中得到更多运用。例如，工作环境是否平等对于创新非常重要，因为新点子的出现是不分性别、年龄、职位和级别的。

最后，劳动者与雇主的身份关系变得模糊起来，企业与市场的边界亦被打破。一方面，劳动者将自己融入企业运营，开始自我资本化，不断提升其人力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等，以期在未来获取更大的收益。另一方面，企业开始追求创业化。过去的企业高管很少与工人一同劳动，如富士康的CEO就不会在流水线上与工人共同劳动，但互联网公司的高管必须“下场”与一线员工共同思考和创作。当管理者与劳动者在同一空间中讨论、创作、劳动时，双方的边界就会模糊，劳资关系很难被传统二元对立、控制与反抗所定义。当然，劳资双方的关系虽然不再明确对立，但仍是辩证的，即处于互相依赖又心存芥蒂、相互利用又彼此防备、在合作与博弈之间随时变换的状态。同时，我们也观察到不少企业仍在使用科层化、等级化的控制方式，劳动者则在要求去等级化、去中心化、自主参与的劳动方式。

二、中国工会发展新模式须关注的问题

社会的迭代式发展需要整体性的社会支持，而工会必然作为一支重要力量参与进来。但工会以怎样的方式参与？工会工作随之需要什么样的革新？在西方发达国家，工会也要根据新产业、新劳动的发展来自我革新。不少西方国家工会在推动建立科技工人工会，但在实践中不是很成功。这一方面是因为科技工人的工资太高了。比如在硅谷，一名刚从大学毕业的程序员的年薪就是30万美元，工作几年后，年薪就是50万美元了。那么他又何必参加工会、进行集体谈判呢？结果，科技工人工会的团结对象就转变为亚马逊的快递工人、高科技企业中的清洁工等，其实换汤不换药，工会团结的还是传统意义上的工人。可以看到，西方国家工会的策略是将新工人纳入旧有二元对立、集体谈判的工会模式中，但新劳动者觉得对自己没什么好处，工会策略其实不是很成功。中国工会发展的新模式应该与新劳动和新劳动关系相适应，生产共同体模式是可以继续发展的，不过需要关注三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着眼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工会须考虑与社会各领域、各部门共同推动生产共同体在探索创新时进行“熵减”。因为新劳动和新劳动关系都呈现不稳定的状态，在各类因素并存的情况下，混乱是无法避免的。与理性化的工业体系不同，生产共同体很难追求“完美”，只能在实践中不断“熵减”。比如，在新质生产力的应用端，工会应使劳动者能够胜任赛道的不断转换，帮助其提升技能；在新质生产力的创新生产端，工会应营造更为平等、友好、积极的工作氛围。

第二，新质生产力对劳动与劳动关系带来的新挑战仅靠工会难以充分应对，需要整体社会的共同参与和共同努力。对于创新而言，营造良好的环境氛围，比要求劳动者延长工作时间意义更大。工会应更关注与多元行动者一道来营造更宽容、更公正、更平等、更信任的社会氛围。比如，现在的白领劳动者很注重心理健康，他们要避免恐惧、内卷、倦怠，还要追求平等，甚至不少人参与所谓“灵修”。呵护心灵就是劳动者的新利益追求。又如，当前很多劳动者处于996工作制下。996工作制不仅和企业内部管理规章、劳动法规相关，而且和劳动者在教育阶段养成的习惯、房贷和车贷情况、老人与子女抚养比、劳动者对自身的期待、劳动者的社会期待、通勤方式与时间乃至劳动者自身的心理健康状况等种种因素相关。改变996工时制，不仅需要工会的努力，而且需要法律、教育、养老与儿童抚养照护、社会保障、金融、文化宣传、公共交通、传媒、医疗健康等领域行动者的共同行动。实际上，工业时代的思路与模式已经不足以应对工会助推新质生产力发展面临的挑战。工会工作需要整体社会性的支持，而工会工作亦是发展新质生产力所需整体性社会支持的一部分。

第三，工会行动方式的问题。目前社会生活的组织模式正在变化，一些新企业的组织模式可能是事业部型的，项目团队变得很重要。在项目组里，不仅有工程师和产品经理，还有来自人力资源、运营等部门的员工，大家共同推进项目。工会参与推动新质生产力的组织形态大致也是如此。项目团队是问题导向的，工会如何在特定项目团队中发挥作用非常值得研究。在企业层面，工会如何通过在场或不在场、理念影响或行动指导、监督或问责、工作覆盖或干事蹲点等不同方式加入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共同体中？在社会层面，工会以怎样的方式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工业和信息化部门等相关部门合作，或如何加入以问题为导向的共同体中？这些是需要思考的问题。显然，这就要求工会不仅起到“桥梁”作用，更要转变为积极的社会行动者。这种行动不同于劳资二元对立模式下的抗争行动，而是外展性、外联性行动，继而推动跨部门的整体性合作。